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红墙亲风雨

　　毛泽东对胡乔木这个人才是很欣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委以重任，在政府内，胡乔木是新闻总署署长；在党内，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交给胡乔木掌管。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把一向不露面的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这样一个人物。

　　有两件事不同寻常，引人瞩目。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问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也，并指摘事情如此重大，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过了一年半,１９５１年６月２５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办法一次登出长达四、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从此人们（包括斯大林）知道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笔杆子，胡乔木也以中共党史专家闻名。本来，这部简明党史原是为纪念七一写的学习资料。经刘少奇多次修改，并建议可用胡乔木名义发表。毛泽东审阅后完全同意。在文题下面写上：“胡乔木”，交《人民日报》发表。

　　胡乔木五十年代在毛泽东指导下领导新中国的新闻工作，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教育和鼓舞中国人民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１９５６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民日报》改版。从１９５６年７月１日起，《人民日报》换了一付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那种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结合得比较好。

　　五十年代，胡乔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协助毛泽东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主要有：

　　１９４９年，胡乔木是《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胡乔木同毛泽东一起住在杭州西湖边的刘庄，搞了几个月。

　　１９５６年初，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周恩来和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的意见执笔写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５６年中，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刘少奇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

　　１９５６年底，胡乔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毛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胡乔木为代表团成员。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是胡乔木提议、又是奉毛泽东之命由胡乔木作了重大修改的。改过的稿子比原来苏共提出的草案有很大改进。苏方主动提出，宣言草案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较好。

　　胡乔木善于理解、长于阐发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但他是有独立见解的,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有时也会同毛泽东发生争论。毛泽东常能从善如流,但对胡乔木也有微辞：乔木固执。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胡乔木是以纠正“左”倾错误为主旨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不赞成把彭德怀、张闻天等打成“反党集团”。然而无法改变毛泽东作出的决断，还是应毛泽东的要求起草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１９６１年，毛泽东亲自带领三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研究。胡乔木受命两度到湖南调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写报告向毛泽东反映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胡乔木当然了解毛主席的性格、脾气。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要公布的１９５９年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时不说，看一看。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胡乔木谈，要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估量当时的气候，也不敢去说。到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胡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胡乔木不报告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他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既感内疚，又觉委屈，加上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本来就弱，结果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得长期休养。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鱼雁传诗情

　　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病情相当重，给他写信，要他长期休养，为他设计休养方式：“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

　　经过三年多的疗养，胡乔木的健康状况大有改善。１９６４年秋在杭州重新弄笔。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元气逐渐恢复。１０月１４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两天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胡乔木尝试填词。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和出版，用旧体诗词反映时政，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成为时尚。胡乔木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旬起的十来天里写了十三首词，寄请毛泽东阅正。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诗刊》发表。胡遂即致函毛泽东，表示“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说毛泽东对有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１１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以后，毛泽东与胡乔木在京杭两地又多次通过书信或电话交换意见，反复推敲。胡乔木的《词十六首》于１９６４年岁末最终由毛泽东定稿，１９６５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同时登出。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的注意和兴趣。

　　胡乔木旧体诗词的创作热情益发高涨起来。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５年１月，他又写成“词二十七首”寄奉毛泽东以及陈毅、郭沫若等。经毛泽东两次批改，在《人民日报》（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９日）和《红旗》杂志（１０月１日出版）登了出来。这回的标题是《诗词二十六首》。如果说１９６５年元旦发表的《词十六首》以现代中国史诗的雄浑和时事讽刺诗的辛辣博得赞誉，那么，《诗词二十六首》以动人心弦的时代颂歌和发人深思的人生探究吸引读者。

　　《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发表的这种规格，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固然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激赏，但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正如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含有胡乔木的理性思考，在胡乔木的这些诗词中，也包含着毛泽东的才情和胸襟。在作文和做诗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关系真可说是珠联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