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在中国，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1919年，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提纲挈领地撮述了唯物史观的要点。接着，又先后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等阐释唯物史观的名篇。特别是《史学要论》，更加精辟、透彻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并针对中国当时还没有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呼吁人们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

　　在李大钊的倡导下，蔡和森、邓初民尝试用唯物史观叙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分别撰写了《社会进化史》和《社会进化史纲》。最先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改作和重作”的是郭沫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我主要是想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12页）基于上述主张，他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1928年—1929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的论文。这些论文于1930年汇集成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场论战是由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引起的。论战的焦点是：中国社会到底经历了哪些历史阶段？在这场论战中，唯物史观力排众议，所向披靡，使奉行其他历史观的人如获至宝，刮目相待。如有学者所说：“‘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动力’派、‘读书杂志’派等各色人物无不奉唯物史观为圭臬。”甚至连先前抵制马克思主义、扬言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汉”的胡适，这时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引自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唯物史观在中国落地生根后，经过上个世纪30年代初社会史论战的洗礼，日益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到4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产生了一批各领风骚的里程碑式史学著作，如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中国史纲》第一、二册，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重版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华岗的《中国历史的翻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进一步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无庸讳言，中国史学家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也有偏颇和失误。主要表现为公式化、简单化、教条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等倾向。认真检讨起来，出现这些偏颇和失误，原因在于对唯物史观理解不准确、不深刻，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不紧密、不到位，而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更不能因噎废食，进一步、退两步，“回到乾嘉学派”。

　　早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初，恩格斯就告诫人们：“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页）后来又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8页）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既反对空论，又反对教条。它要求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实际。谁能做到这些，谁就能取得出类拔萃的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初使史坛振聋发聩，至今仍不失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是因为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南，以“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为基础。

　　郭沫若的治史实践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排斥重视资料、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集中国古代考据学之大成，以经学为研究重点，兼及文字、音韵、史地、天文、历算、典制、金石等门类。这个学派运用训诂、注解、校勘、辑佚、辨伪、考证等方法整理和传承文化典籍，在推进实证史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这个学派治学朴实、严谨，但也失之孤立、静止、片面和烦琐，不能对历史现象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进行归纳分析，揭示本质，进行规律性的说明。此乃近代以来“乾嘉学派”日渐衰落的根本所在。而唯物史观却使中国考枯木逢春，柳暗花明。郭沫若能以《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走在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研究大家前面，深得同道赞许，仍在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宏观研究带动微观研究，使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拓展和创新了中国考据学。

　　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如果把《史学要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问世，视为长江大河源头处的涓涓细流，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中经过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毛泽东语）以后，史学兴旺发展之势，则如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入渤海的浩荡洪流。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已经具有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几乎所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几乎所有传统史学的分支学科，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以唯物史观为研究指南。至于新兴的一些史学分支学科，如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就更是不言而喻了。限于篇幅，上述内容只能从略。读者可参看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戴逸的《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