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造就队伍的一面旗帜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郭沫若深知：要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研究历史的一代伟业，必须广泛动员有志于此道的同行参加，造就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队伍。所以，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终篇时谦逊地申明：“这个奴隶制度的研究，本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来也不曾有人着手。”“这儿所论列的只是一点发凡，但我自信我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想，凡是没有成见的人，见到本篇所举的一些古器物上的证明，当会不以我为夸诞。”同时又强烈呼吁：“草径已经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46]

　　“声应气求”。在郭沫若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纷纷响应，积极行动。吕振羽就是最早追随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人之一。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当时在这个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47]。事实确是如此。继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吕振羽在1934年4月出版的《文史》创刊号上，先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发展阶段》，随后又于7月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前一篇论文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具体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代为奴隶社会，西周与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后改为“专制主义的”)封建制，鸦片战争以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后一部专著中，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成功地填补了由于疑古思潮而造成的史学研究中的大段空白，论证了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庖牺氏处于原始群团时代，尧、舜、禹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至夏启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到夏桀，“汤革夏命”，完成了向奴隶制的变革。这种富有开创性的论述，是对当时史坛的一大贡献。诚如翦伯赞评论的：“吕振羽的这一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48]吕振羽理清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脉络之后，又将研究的触角向下延伸，于1936年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这部专著中，他既支持了郭沫若关于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的论断，又就殷、周两代的社会性质以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时代分界，提出了有异于郭沫若的见解，首创了后为史坛认可的殷代奴隶制以及独树一帜的西周封建论，开阔了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吕振羽对社会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他通过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分析，系统地论述了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到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如他在1943年修订的《初版序》中所总结的：“我的编著体裁，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初步结论，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个流派，又把每个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我在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哲学思想，虽能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基本上却是被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并与之相适应，随着其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49]这部著作因而成为用马克思主义全面研究思想史的成功范例。

　　在20世纪40年代，吕振羽还出版了两部颇有影响的史学新著。一部为《简明中国通史》，这是他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撰写的新型通史著作，从理论观点到体例章法，都跳出了旧史学的窠臼。吕振羽在《序》中将该书的写作特点归纳为：“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50]这部在重庆出版的“成一家之言”的通史，与同期在延安问世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一起，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通史的新纪元。如新中国建立初期有的史学家称道的：“直到今天，像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51]另一部为《中国民族简史》，这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的理论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史专著，书中具体考察和论述了汉、满、蒙、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起了奠基和开路的作用。

　　范文澜也是继郭沫若之后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之一。他在1940年写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中指出：“郭氏是世界著名的考证家和历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52]这“甚大”的影响自然包括范氏在内。他在1954年总结其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写作经验升华出的“三通”思想，不仅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立意一脉相承，而且更在此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特将范氏有关论述移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