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目前史学研究的已有成绩，要总结四五千年的全部历史，写出一本较完好的通史来，无疑是困难的。这是因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务，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所谓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列宁说过，几千年来，毫无例外，在一切国家中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显示出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正确性和连续性，就是，最初是没有阶级的初期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其次是建筑在奴隶制度上的社会。在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奴隶制度都发展成为封建制度。继封建社会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列宁称这些发展阶段为“基本的事情”和“基本范围”。研究中国历史，不能描绘出这个范围，就无法掌握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列宁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研究的途径，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这就是说，研究一定时期的历史，不要“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态度和武断态度”，而要研究当时社会的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所谓会通，就是社会一直在向前运动，而运动在每一阶段上，都结合着许多矛盾。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教导我们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了解，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就是直通，社会在一定阶段内，当时一切事物的发展趋向，对直通说来，就是旁通。如果可以这样了解的话，那末，直通与旁通的意义只是社会发展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53]

　　范文澜在史学研究上的前驱先路之功，还体现在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他的《中国近代史》(只出版了上册)，通过考察和分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60年的社会状况，第一次准确地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以及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为中国近代史新学科的建立和深入研究开了一代新风。

　　翦伯赞是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启发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又一位大家。他在1930年11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长文中，不仅指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而且还依据“私的土地所有”、“农奴的主从关系”等“封建的生产方法之主要的特点”，论证了历史上的西周为封建社会。接着又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文章，用文献和甲骨文等资料进一步充实了上文的立论[54]。

　　随后，翦伯赞将研究的焦点逐渐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系统、深入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力著。他在该书《序》中谈及写作目的时强调，有了正确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才能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针对史坛的当时状况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哲学，虽然在近年来所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附带地提到，但不幸大多只注意到文句的抄袭，而忽视那具体的历史事实，因而便不免引经据典，以抽象的定义去歪曲真正的历史，反而把史学玄学化。结果，历史哲学在中国，或者沉溺于刻板的公式主义，或者使理论脱离实践，陷于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关于历史哲学之系统的著作，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见。”“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即使分期史，也还相当的贫乏，至于世界史，更没有提到研究的课程上。”[55]为此，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历程和阶级性，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56]，历史的关联性[57]，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以及群众、领袖与历史等重大理论问题。1943年以后，他又运用这些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原始社会至战国)、第二卷(秦汉)，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日臻成熟。

　　另一位造诣高深的史学大家侯外庐，在回顾他的史学研究历程时也说：“我就是在〔社会史〕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一九三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便有机会读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内容丰富而又新颖的著作很快吸引了我。”“中国的历史几千年，而几千年来的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但是从来还没有一本书能像郭沫若的书这样对中国古史作出难能可贵的解释来。当然，我不是说这本书尽善尽美，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例如：它对于经济学的历史范畴之应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答等等，在我看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毕竟是它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因此，我在读完他的这本书以后，怀着衷心的敬意向他写信求教。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58]

　　富于理论素养的侯外庐，早年曾致力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在郭沫若的影响下转向史学研究后，很快就进入了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色。他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就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他从此开始了这种双管齐下，互补互进的研究生涯。如他所自述的那样：“把社会史与思想史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在我是第一次，在并时学者的同类著作中或者也是较早的实践。”[59]“我的这第一本史学著作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虽无甚明确的意识，却相当典型地表现了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为此，我的确跋涉奔走了半个多世纪。”[60]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1943年和1944年，又出版了姊妹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6年修订再版时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前者从有可征信的甲骨文开始，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发展所经历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代为奴隶社会的前行阶段)；后者则与此相应，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即奴隶社会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以西周《诗》《书》为代表；第二阶段为邹鲁缙绅《诗》《书》传授之学，从而批判地发展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墨显学；第三阶段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战国百家并鸣之学。论述古代思想的发展，始终扣紧古代社会的发展，使二者互相贯通，互相补充。后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经过增补改写，作为《中国古代思想通史》第一卷以及这项浩大工程的开端，并历时20年向史坛贡献出一套自成体系的五卷六册思想史巨著。在这一过程中，侯外庐科学地总结出一套治史原则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思想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前后启蒙思想，无不如是。”[61]与此相辅而行，他又将在研究封建社会思想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封建社会史方面的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等，汇辑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