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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布时间: 2009-12-24    作者:    来源:国史网 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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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从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到20世纪40年代末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诸家异彩纷呈的史学新著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中国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成员并不只是上述五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的周围,还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新中国建立之初,甲骨文和商史专家胡厚宣在概述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期的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时指出:在这30年中,中国史学有三股潮流,即所谓“疑古、考古、释古三大潮流”。他解释说:“疑古、考古偏重史料。疑古是旧史料的鉴定,考古是新史料的开发。释古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限于当时的理论水平,胡氏对唯物史观的说明虽然还欠准确,但他强调:“其中尤以最后释古一系,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62]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且有见地的。但似应再补充一句:在这个“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中的最初弄潮者,正是郭沫若。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反对郭沫若的人,这时也改弦易辙,成为郭沫若的同路人和追随者了。正如何干之在1938年撰文所指出的:“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按: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前后——笔者),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请看四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陈邦国先生、周绍溱先生(第一辑),王宜昌先生、李季先生、杜畏之先生(第二辑),王礼锡先生、王伯平先生、梁园东先生(第三辑),王平先生(第四辑)[63],差不多一提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必大骂一顿。这本书在他的祖国是得不到历史家的支持了。”“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奉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64]

  如果说,郭沫若当初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史学领域披荆斩棘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像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末到新中国诞生之后,则发展成为犹如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东入海的浩荡洪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当年受郭沫若熏陶而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青年,如今大多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专家尹达,生前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深情地说:“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在郭老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道路。在相当时间里,在我虽说在从事具体的考古发掘,但由于郭老的影响,我始终尽最大可能读了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应当说,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65]近代史专家刘大年谈到他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关系时也由衷地说,“我必须郑重声明,我同侯老或其他诸老,根本不是一辈人,在工作的任何一点上,绝对不应当把我同他们放在一起谈论。侯老和其他诸老,是我的长辈、领导者和指引者,我是他们的后辈、被领导者和小学生。若非时代造化,使我受到诸老教育、启迪,对于世界和历史的了解,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一天终于凿开混茫。后来学得了一点东西,那是受赐于伟大的革命时代,也是受赐于外庐同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诸位先驱。”[66]在“诸位先驱”中,郭沫若理所当然应居首位。因为在他诞生90周年的时候,刘大年曾撰文强调:“由于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引导者,过去我们总是学习他。现在纪念他,表达我们的追怀和崇敬,最重要的还是学习他。”[67]

  刘大年的这番话,是完全可以代表沿着郭沫若足迹前进的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心声的。史学工作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要学习郭沫若,是因为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已经成为造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一面旗帜。一切有志于史学研究并想有所建树的人,不管处于哪个年龄层次和选择什么课题,也不管是否赞同郭沫若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迟早都会聚集在这面旗帜下。这是近60年的中国史学实践所一再证明、今后还将证明的结论。诚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指出的:“史学界的同志们,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68]

  (原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新华文摘》1992年第6期转载。)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9页。

  [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3]《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4]《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

  [5]《李大钊史学论集》,第72页。

  [6]《历史哲学教程》(修正四版),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910页。

  [7]《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8]《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

  [9]《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10]《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4册。

  [11]《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

  [12]《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9页。

  [13]《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32页。

  [14]李星华:《青年的良师——回忆父亲李大钊在女子高师教学二三事》,载1979514《文汇报》。

  [15]《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10页。

  [16]《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17]《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9页。

  [18]《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第5期。

  [19]这段文字译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后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文有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2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

  [21]《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312页。

  [2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26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2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269页。

  [2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0页。

  [2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3页。

  [2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8100127155页。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0112122124页。

  [29]《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05页。

  [30]《沫若文集》第8卷,第119页。

  [31]《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第4042页。

  [32]《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第70717576页。

  [3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96页。

  [3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17页、245页。

  [3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51253255页。

  [3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3154页。其中所引述的马克思的一段话,后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文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3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4页。

  [3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8页。

  [39]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128页。

  [40]《沫若文集》第8卷,第339页。

  [4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11页。

  [42]《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第95104页。

  [43]《我对郭沫若先生的认识》,19411118延安《解放日报》。

  [44]《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见《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第23页。

  [45]《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见《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69270页。

  [47]《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见《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

  [48]《历史学教程》(修正四版),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70页。

  [49]《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页。

  [50]《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51]柴德赓:《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195093《光明日报》。

  [52]《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53]《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677页。

  [54]分别见《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各期,193011161211216193121出版。

  [55]《历史哲学教程》,第23页。

  [56]“所谓历史的合法则性,即关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构成之发生发展崩溃与由一形态向之另一形态的转化之的一般的法则及其特殊的形势。”见《历史哲学教程》第2526页。

  [57]“关于历史的关联性问题,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见《历史哲学教程》第53页。

  [58]《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3224268页。

  [59]《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3224268页。

  [60]《韧的追求》,第265页。

  [61]《韧的追求》,第327页。

  [62]《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页。

  [63]以上诸人文章分别见各辑的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论战》,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和批评》,杜畏之《古代中国批判引论》,王礼锡《古代中国社会》,王平《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等。

  [64]《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第9596页。

  [65]《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页。

  [66]《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7]《学习郭沫若》,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页。

  [68]《深切悼念开辟新史学的伟大旗手》,1978629《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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