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
[3]《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4]《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
[6]《历史哲学教程》(修正四版),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9—10页。
[9]《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11]《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6册。
[14]李星华:《青年的良师——回忆父亲李大钊在女子高师教学二三事》,载1979年5月14日《文汇报》。
[16]《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18]《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第5期。
[19]这段文字译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后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文有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21]《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11—312页。
[2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2、69页。
[2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2、69页。
[2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3页。
[2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8、100、127、155页。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10、112、122、124页。
[29]《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05页。
[31]《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第40—42页。
[32]《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第70—71、75—76页。
[3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96页。
[3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17页、245页。
[3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51、253—255页。
[3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3—154页。其中所引述的马克思的一段话,后来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译文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39]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1—28页。
[4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11页。
[42]《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第95、104页。
[43]《我对郭沫若先生的认识》,1941年11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
[44]《正确评价郭沫若同志》,见《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第23页。
[45]《郭沫若史学成就举要》,见《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269—270页。
[47]《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见《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6页。
[48]《历史学教程》(修正四版),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170页。
[49]《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页。
[50]《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51]柴德赓:《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1950年9月3日《光明日报》。
[52]《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2页。
[54]分别见《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各期,1930年11月16日、12月1日、12月16日,1931年2月1日出版。
[56]“所谓历史的合法则性,即关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构成之发生发展崩溃与由一形态向之另一形态的转化之的一般的法则及其特殊的形势。”见《历史哲学教程》第25—26页。
[57]“关于历史的关联性问题,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见《历史哲学教程》第53页。
[58]《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3—224、268页。
[59]《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3—224、268页。
[62]《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商务印书馆1950年版,第1页。
[63]以上诸人文章分别见各辑的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中国社会史论战》,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和批评》,杜畏之《古代中国批判引论》,王礼锡《古代中国社会》,王平《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等。
[65]《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页。
[66]《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7]《学习郭沫若》,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9页。
[68]《深切悼念开辟新史学的伟大旗手》,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