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未尝考证，不知始于何年，在中国史家中间悄然奉行起一种信条，即当代人不治当代史，当代人只能修志，后代人才能撰史。笔者当初涉足史坛，也曾对此深信不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４０年的史海泛舟，边学边思，逐渐动摇了这个信条，倍感昨非而今是。

　　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上》指出：《史记》“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意是说，太史公治史于当代用力最勤，用笔最详。有的学者据此分类统计，发现西汉司马迁在总数１３０篇的《史记》中，用了半数以上篇幅记述耳闻目睹、时近迹真的当代史。其中，完全写西汉史的５１篇，重点（或大部分）写西汉史的１５篇，两者相加共６６篇。由此看来，司马迁不仅是纪传体史书的开山，而且是治当代史的始祖。

　　在司马迁的带动和影响下，后世史家治当代史者跟踵而至，代不乏人。诸如褚少孙补《史记》、陈寿撰《三国志》、魏收撰《魏书》等，无一不是当代人治当代史。至于吴兢的《贞观政要》，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谈迁的《国榷》，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圣武记》特别是其中的《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史著，更是不言而喻了。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迪：当代人治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生活在今日中国的史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当代中国４５年的历史，比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任何朝代的“当代史”都更加壮丽辉煌，丰富多彩，都更加值得史家用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中华人民共和国４５年所走过的道路，是划时代的、极不平凡的道路。在这45年中，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其间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为了以史为鉴，在奔向未来的历史征途上不走或少走弯路，我们需要花大力气研究这段令人神往和回味的历史，以便从历史的启迪和参照中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今天，科学地预见和迎接明天。同时，还可以利用当代史这个精神宝库，对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实现当代史资政育人的战略任务，以当代中国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在以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和提高，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奉献出一批更加无愧于时代的国史论著。

　　治当代史的当代人固然要聚精会神地研究当代史，不治当代史的当代人也要关注当代史的研究。“不知今，焉知古?”这似乎已经成为古往今来史家的共识。因为古今是一脉相通的。博古才能通今，通今更能博古，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今更为重要。这是由于当代人不论是治古代史还是治近代史，都是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用当代人的眼光和思想来审视和认识过去的历史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夫子，晚年不是也在包括当代史在内的“鲁之春秋”的基础上修起了《春秋》吗?而且修得十分认真，“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如果不是深入地研究了当代史，又何以能撰成“通古今之变”的《史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强调：“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23页。同理，当代史的研究也必然会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提供钥匙。既然如此，生活在今日中国的史家又有什么理由将这把钥匙拒之门外呢?

　　（原载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１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