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代社会史研究思精体大，如何运筹？

　　从“大社会”着眼，站到洞察社会变革的制高点上，弄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些方面的同步发展，将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这一指导思想，无疑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主题和主线。《决定》确认的2020年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理所当然地可以视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结构。

　　当代社会史研究起步伊始，就要按照《决定》指引的方向思考和探索，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新取向和高起点，防止唯西方社会史研究的马首是瞻，生吞活剥他人的理论、方法以至话语，错走食洋不化的弯路，在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话语体系的当代社会史精品过程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强调的：“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五

　　当代社会史千头万绪，又如何落实？

　　从“小社会”入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切入点，也就是“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围绕重点的社会问题回溯历史，逆向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从中提炼和升华带有规律性的认识，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罗列现象、不揭示本质的“碎化”和浅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在这方面，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仅大有文章可做，而且有大文章可做。

　　《决定》分析社会形势时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针对这六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从当代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如上每个方面矛盾和问题的形成与化解过程，瞻前顾后，理清来龙去脉，从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就是系列的当代社会专题史。譬如，《决定》提出：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加强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指导和服务。扩大再就业政策扶持范围，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涉及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切身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它作为着力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各个时期解决这五个群体就业问题的成败得失，就是一部当代中国劳动就业的专题史。

　　又譬如，《决定》提出：“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制度。”社会救助，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延伸和补充，研究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救助城乡贫困居民的举措，坚持和发展成效明显的，改进和充实不尽如人意的，就是一部当代中国社会救助的专题史。

　　再譬如，《决定》指出：“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经费保障措施。实施卫生发展规划，整合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建立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双向转诊、高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到基层服务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研究新中国为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采取的措施，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成功、曲折和失误，善者从，不善者戒，就是一部当代中国卫生服务的专题史。

　　再譬如，《决定》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整治治安突出问题和治安混乱地区，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就是彻底扫除卖淫嫖娼、豪赌敛财、制毒贩毒、团伙盗抢、邪教惑众等危害社会治安的污泥浊水。根除这些人为的、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肆虐的社会公害，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用最短的时间、创造的整治最彻底的社会奇迹。研究这个奇迹发生和变化的过程，就是一部当代中国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专题史。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如何研究历史时说：“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当代社会史研究亦当如此。先分门别类地研究专题史，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地研究总体史，那么，大型的、权威的当代社会史问世便指日可待了。

六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这是为实践一再证明的至理名言。法国年鉴学派三代历史学家近八十年的探索，为这一精辟论断做了生动的注解。

　　年鉴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是布洛赫和费弗尔。1929年，他们为了突破欧洲史学研究陈旧与沉闷的现状，立志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创办了一份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后几度改名，最后定为《历史·社会科学年鉴》）的杂志，鼓动历史学家跳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陈套，开展全面审视社会的“总体史”研究。第二代领军人物是布罗代尔。第三代领军人物是勒高夫和勒华拉杜里。他们用一批开风气之先的史学论著，如布洛赫的《国王的奇迹》和《法国乡村史》、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和《莱茵河——历史、神话和现实》、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勒高夫的《圣路易》等，把法国史学推上欧洲史学的颠峰，并在世界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年鉴学派的著作以小见大，独出心裁。譬如，布罗代尔的《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将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统治时期的地中海分为三个区域进行研究，从气候、地形、住房建筑式样、居民饮食、面包价格、劳动计量等方面具体考察社会问题，见微知著，展现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再现了1294—1324年法国南部一个名叫蒙塔尤的小山村的全部历史，通过场景对话和故事情节，叙述了村民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蒙塔尤人的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耕田放牧、敬天拜神等日常生活，生动、形象地诠释了他们的人生观、自然观和宗教观。

　　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法国年鉴学派通过社会史研究，拓展和开掘了法国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历史学家也会通过当代社会史研究，把中国史学研究推进到“柳暗花明”的境地。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年鉴学派在功成名就之后才领悟到发现唯物史观的马克思的理论魅力，他们心悦诚服地表示：“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设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之首列。”（转引自《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所以，中国历史学家凭借得天独厚的唯物史观的指导，一定能“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取得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