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合作“重建国家”的尝试和经验教训

　　作为反封建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但其斗争的彻底性大大超过了辛亥革命。因为这个运动的宗旨，是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3]向封建的旧文化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俄国十月革命又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茅塞顿开，启发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找到了世界上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而他们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

　　1919年5月4日，在古老神州大地上，爆发了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投降卖国勾当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最初是以北京等地的青年学生为先导和主体的。6月3日以后，上海、北京、唐山、汉口、长沙、南京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正义行动，使知识分子和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开始结合，并将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向上海，斗争的主力也由学生转为工人。这个变化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斗争中认识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和伟大作用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此后便主动到工人中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同工人运动相结合，造就出一大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重任。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制订革命战略上，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在认识上有一次飞跃。

　　1921年7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庄严宣告：“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归社会公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坚持用武装斗争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重建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还不十分明确。

　　经过一年的实践，到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体代表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具体分析，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从而制订出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革命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在当时革命的主要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则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4]为了实现最低纲领，大会强调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主张“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5]同时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又公开申明：“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6]这里，难能可贵的是，大会首次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和“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问题。

　　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把建立独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希望，单纯地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所以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工作重点始终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一大”闭幕不久，便成立了公开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发动了粤汉路(武昌至长沙段)工人、上海英美烟厂工人、陇海路工人、汉口人力车工人、香港海员等多起罢工。在这些罢工大多获胜的形势鼓舞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先后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和京汉路工人三次声势浩大的罢工。但是，由于手无寸铁的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后两次罢工以失败而告终。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从这两年领导工人运动的曲折和坎坷中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下的中国，单靠工人运动是不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重建国家”的。工人阶级只有联合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能革命的阶级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驻华代表马林的提议，也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这个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与“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共产党必须注意在这个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7]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经过激烈争论，依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关于对“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8]的分析，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进一步发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依托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统一战线，“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9]

　　与此同时，势单力薄的孙中山也在马林的倡议下，决心联合共产党和社会各种革命力量“造成一个新式的共和国”，果断地作出了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决策。为此，他在1922年秋亲自为李大钊等首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盟。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特命全权代表越飞会谈后，发表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立联俄政策。10月又聘鲍罗廷来华任国民党高等顾问。同月，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廖仲恺旋即在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部署各项改组事宜。11月，发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担任大会主席，主持全部活动。他在开幕词中强调：大会的根本任务是“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以便再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0]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通过宣言、党章，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许多共产党人参加了此次大会的会务工作。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伯渠)、瞿秋白、毛泽东等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侯补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