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思想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1924年初至1927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民主国家，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投靠帝国主义，背叛和绞杀了国民革命，将国共两党联合执政的国民政府变成国民党右翼势力专制独裁的反动政府，使得共产党“重建国家”的努力付诸东流。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共产党人，只好同蜕化变质的国民党分道扬镳，独立承担起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的历史重担，重新探索创建民主国家的道路。

　　面对腥风血雨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革命精神。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三万多国民革命军，在南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了武装斗争与政权的关系，他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3]随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回长沙向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传达会议精神，并主持制订了秋收暴动计划。在省委会上又强调：“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实行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14]会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部署，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将湘赣边界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和工农武装约五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于9月9日举行起义。开始，计划以夺取长沙为目标，一度攻占醴陵、浏阳等地，由于强敌反扑而失利。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集合余部转入农村并沿着罗霄山南移，途经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然后将这支“支部建在连上”的工农武装，开到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茅坪，并以此为中心向湘赣边各县扩展，开创了由城市转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为了保存和扩大革命地盘，工农革命军每攻下一座县城，就建立一个革命政权。1927年11月28日，茶陵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主席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但是，如何建设革命政权、发挥革命政权的作用，尚无先例可循。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开始就曾走过短时的弯路，照搬旧式县衙升堂办案、收税完粮的一套办法，幸被毛泽东及时发觉，予以纠正。继茶陵之后，1928年1月24日，遂川工农兵政府宣告成立。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了由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毛泽东作重要修改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强调“凡从事劳动及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平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工农兵政府严惩“反革命政府的官吏、压迫工农、平民的土豪劣绅、资本家、工贼、农贼和其他一切反革命派”[15]，从而明确了革命政权的工农专政性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2月21日，宁冈工农兵政府成立。这三县革命政权的成立，预示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的时候，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万余人，在转战赣南、粤北和湘南之后，于1928年4月下旬开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这次会师，不仅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而且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政权。此后，新建的政权，不再称“工农兵政府”，而改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5月上旬，成立了永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5月下旬，为统一和加强对湘赣边各县红色政权的领导，又在宁冈茅坪成立了第一个地区性的湘赣边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6月，酃县和莲花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又相继成立。至此，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六县革命政权连成一片；各县所属的区乡也先后建立起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形成了县、　区、乡三级革命政权的垂直行政领导体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苏维埃》的通告规定，由群众代表选举的县、区、乡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会议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为各级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其下设部门分司土地、军事、财务、司法、群众运动等项工作。苏维埃政权尽管还不完善，甚至名称都是套用苏联的，但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级政权相比，毕竟是崭新的革命政权，标志着新型的国家雏形已露端倪。

　　有了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就有了落脚点和出发点。但是，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又必须依赖于土地革命。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6]，所以必须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求。这样，开展土地革命，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就被提到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议事日程上。于是，1928年5月至7月，在湘赣边地区掀起了分田热潮。12月，毛泽东在总结当地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是废除几千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第一个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为后来在各个革命时期制订土地法和进行土地改革积累了经验。

　　为了及时总结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忙于内战的有利时机发展红色政权，毛泽东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从理论上阐明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白军和白色政权包围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以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出斗争的前景是“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17]

　　继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会剿”，巩固红色政权和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毛泽东、朱德等又率领红军主力于1929年1月14日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同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工农武装结合，开辟了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把红色政权建设推向更广阔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作了一处原则改动，即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8] 1930年5月，毛泽东又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强调红色区域的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肯定“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9]是正确的。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理论的形成。

　　由于毛泽东坚持以农村为中心，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带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兵发动的三次“围剿”，不仅使这两个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县、5万平方公里和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而且还与相邻的武装割据区域相互支援，形成了范围更大的闽、粤、浙、赣、湘南方五省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在发展，重要的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琼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