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带动下，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全国先后建立起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有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河南、淮北、淮南、皖中、苏北、苏中、苏南、浙江、鄂豫皖、湘鄂赣、广东、琼崖等，共拥有约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130多万军队和260余万民兵。这些抗日根据地也都制订和发布了施政纲领，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并在这些纲领引导下，在民主建政、武装抗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劳动互助、生产节约、救灾备荒、精兵简政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根据地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模式，继井冈山红色政权和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为创建新型国家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当时，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权威人士，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42]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也说：“在中国，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的建设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国，可能要经过长期的奋斗过程。”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高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今天虽还只在敌后一部分地区建立，但它有着全国的普遍意义。[43]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1939年10月率领“抗战救国教学团”深入晋察冀边区，用6个多月时间考察了15个县、500余村，遍访党政军民各界人士，根据亲身经历撰文赞许：“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就是因为边区的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人士精诚团结，力求进步、所以在今天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型，具体地说明了争取最后胜利，以及建国成功的方法和步骤。”[44]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而国民党政府则在1939年武汉失守、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益滑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泥潭，实行“妥协、分裂、倒退”的方针，不断挑动军事摩擦，掀起包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内的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本着“相忍为国”的精神，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时打时谈，每打退其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就与之进行一次谈判，先后进行了三次艰难的谈判。不论是打还是谈，双方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是坚持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实行独裁专制?还是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联合政府，战后再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首次向国民党正式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由各抗日党派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是在1944年9月15日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林伯渠在《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大声疾呼：“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45]，以加强全国团结，最后战胜日寇。这个要求，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心声，立即得到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9月24日，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等知名人士在重庆集会，要求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10月10日，周恩来在纪念辛亥革命33周年《如何解决》的演讲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的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只有这样的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才是全国民主的真正起点。”[46]10月13日，中共中央谈判代表林伯渠致函国民政府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再次“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47]

　　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将军赴延安调节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与他商定了一个向蒋介石提出的三方《延安协定草案》[48]，内容也是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中心。为了表示同国民党合作建国的诚意，11月10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并委派周恩来与赫尔利同机飞往重庆同国民党就协定草案进一步谈判。不料竟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使谈判陷入僵局。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又指出：“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49]1945年1月，经赫尔利的斡旋，共产党为了催促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又要求国民党召开有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参加的国事会议预备会，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50]同时委派周恩来再飞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遗憾的是，共产党这项主张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3月11日，他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讲中，祭起“召开国民大会”的法宝，公开表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声称“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者其他联合政府。”第二天，共产党便以“新华记者”的名义，在《解放日报》揭露和驳斥了蒋介石的伎俩。[51]

　　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阴谋，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就是《论联合政府》。他在报告中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提出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后的建国纲领应分为一般性纲领和具体性纲领两部分。“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为一般性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则是具体性纲领的一部分。而要实现这一纲领，又要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52]

　　为了促进这一纲领的早日实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53]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为此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和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于6月21日通电全国各解放区和人民团体，倡议组建筹备委员会。各地积极响应，推举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129人，于7月13日齐聚延安，宣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选出周恩来、林伯渠等25人为常务委员，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决定代表会议于11月在延安召开。后因日本投降后时局发生突然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召开。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从维护一党专政的立场出发，处心积虑地抵制和反对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遂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与中共七大相对抗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一方面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还政于民”。旨在通过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和钦订宪法，继续实行独裁专制。另方面又通过了《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这些举措说明，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择的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

　　国共两党临近抗战胜利召开的两个大会，一个是要把“中国引向光明”，一个是要把“中国引向黑暗”，如此严重对立的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预示着消除日本侵略者外患之后，国共两党在立国建政问题上的斗争将是尖锐和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