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在苏、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的敦促和苏联对日宣战的威慑下，裕仁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为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露出了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丑恶面目。一面“命令”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原地驻防待命”，剥夺其对日受降和收复失地的合法权利；一面投靠美帝国主义并在其支持下，调动抗战时期集结在西南大后方的精锐部队东进、北上，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造成包围和进攻华南、华中和华北解放区的态势，并以“接受”日伪投降为由抢占东北，图谋通过内战实现其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中共当即识破了蒋介石集团的阴谋，但在内战还没有爆发之前，仍然希望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号召全党全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指出“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同时强调“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54]8月25日，又发布《对目前时局宣言》，呼吁“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奠定和平建国的基础又要求国民政府实施六条紧急措施，其中包括“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55]

　　国共两党从此开始了新一轮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则是维护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这场斗争构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基本内容。

　　当时，蒋介石在国际国内呼吁和平的舆论压力下，为了制造和平假相，赢得时间发动内战，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为此专程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中共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教育和团结广大人民，特别是对蒋介石有幻想的中间势力，决定派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方经过43天唇枪舌剑的斗争，于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方暂时在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化、人民享有一切自由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56]在谈判中，尽管中共顾全大局，在许多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国民党在涉及国家政权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民选政府等)上却寸步不让，使得谈判异常艰难。甚至在谈判期间还以武力相威胁，派兵进攻华北解放区。他们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区军民的自卫反击，在9月10日至10月12日的上党战役中，国民党有11个师和1个挺进纵队被歼，军长史泽波被俘。由于中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后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和平建国的方针，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希望。

　　不幸的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再度下令进攻解放区，挑起了3个月的局部内战。解放区军民毫不示弱，奋起还击，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蒋介石迫于军事受挫，只好又回到谈判桌上，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26日，中共派出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7人组成的代表团飞抵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同国民党、民主同盟以及各方面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冲突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12月27日，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举行正式会谈。中共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提交对方转送蒋介石。对方于当日作出书面答复，同意就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等问题进行谈判，并提出双方各派一名代表会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商定停战办法。经马歇尔斡旋，双方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为了落实停战协议，还成立了“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徐永昌)和马歇尔组成，下设办事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上述两个文件公布的同时，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发布停战令，宣布协议自1月13日午夜生效。

　　在实现停止内战的前提下，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有5个党派38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和召开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经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和共同斗争，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案》、《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案》、《军事问题案》等五项决议。这五项决议的核心是“改组政府”，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共关于和平建国、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

　　然而，独裁内战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尽管他们在有关谈判协议上签了字，但并没有停止部署内战。2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整军会议，一面与中共谈判并签署了整军方案；一面又加紧运兵华北、东北，制造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要实行以他为核心的“军令与政令的统一”。这次全会通过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等多项议案，从根本上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议案。6月26日，他们进一步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三人小组”专为此事协商，结果未能奏效。8月10日，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告“调处”失败，示意蒋介石放手大打内战。10月11日，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蒋介石又下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不顾共产党、民盟和各界人士的反对，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妄图使其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1947年2月27日至28日，国民党索性撕下“和平”的面纱，通谍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回延安，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在此之前，美国也剥去了“公正”的伪装公开援蒋，同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力图通过这个既不是友好，又不是航海通商的条约，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则为了取得外援，进行独裁和内战，不惜把中国置于美国附属国的地位。由于有了靠山，蒋介石愈加有恃无恐，于3月14日下令进犯延安，并于第二天开幕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宣布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决心与共产党为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