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和平建国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对蒋介石强行发动的内战因势利导，动员人民适时地将自卫还击转向解放战争。同时仍如既往，继续奉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这时已经明确把蒋介石反动集团排除在外。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宣言中，首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第一项就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7]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谈及政权时又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58]

　　当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再次提出关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对实现这一主张作了具体部署：(一)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讨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和纲领政策等问题。(二)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三)会议拟称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中共联名发起。(四)为着上述目的，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五)上述各点，分别征询以上人士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位意见。[59]中共中央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寄居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内称：此举“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同时又联名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呼吁早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和古巴等地的海外侨胞，也相继通电响应“五一”号召。这标志着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海外侨胞，已经接受中共提出的建国方案。

　　由于交通阻隔，尽管毛泽东于8月1日才收到李济深等人来电，但还是立即复电，除对他们赞同“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表示钦佩外，又诚恳地向他们表示：“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接着，中共中央派专人前往香港，迎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分批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集中，就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进行协商。1949年年初北平解放后，他们又南下北平，同来自中共中央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同道们相会，继续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人心向往新政协的政治形势，也鼓舞和增强了各人民团体的斗志和信心。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领导下，各人民团体相继召开代表大会，恢复和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自然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也推选代表召开筹备会议，酝酿成立各自的团体。这些团体一致响应“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蒋介石集团由于战争的失败，在政治上越加孤立。从1946年末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的广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这一斗争，迅速得到了工人、教员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行动口号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蒋斗争，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在解放战争初期曾幻想游离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的某些中间人士，此刻也转向了共产党一边。形势的巨大变化，使蒋介石苦心经营22年的反动王朝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实现“划江而治”，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抛出了“求和”声明。中共立刻识破了他的阴谋，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针在全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60]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时局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确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如下条件下举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61]1月21日，蒋介石试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又玩弄新的花招，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依据宪法”代行“总统”职务的“副总统”李宗仁出面“谋和”，于1月22日发表声明，愿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可以在毛泽东1月14日声明的基础上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在3月5日至13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阐明：全国胜利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必须制订与此相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尤其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各种成分应当采取的正确政策，还有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这次会议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设计了最后蓝图。关于双方和平谈判，他坚定不移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同时宣布：“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62]会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香山。

　　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了早日实现国内和平统一，自4月1日开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会谈，经过多次磋商，产生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0日，由于蒋介石指使李宗仁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遂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身份向全军发布进军令，要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分三路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树倒猢狲散，延续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