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和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即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如何评价从遵义会议开始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中国当时举什么旗、怎么举旗，走什么路，怎么样走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无法继往开来，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于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断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次全会特别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首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发挥了砥柱中流的作用。

批判“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方针

　　要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全面清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实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这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有无勇气正视和纠正“左”倾错误，又是拨乱反正的关键。粉碎“四人帮”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余波尚在，党内外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缺乏思想准备，特别是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极力维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意无意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抓纲治国”。197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就是证明。

　　这个名噪一时的“两个凡是”披露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异议。他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这个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5月3日，中共中央将此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转发至县团级。（《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57、152页）

　　与邓小平的倡议相呼应，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针对“两个凡是”先后 撰文，从正面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1977年8月，聂荣臻在中共十一大作的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毛泽东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科学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作风的思想理论基础。他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作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毛主席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毛主席坚决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说成是‘顶峰’、‘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是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相容的，是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相容的。”这篇书面发言，随后分别发表于9月5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77年第9期。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文章也强调：“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在“两个凡是”还在束缚人们头脑的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真知灼见如石破天惊，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共鸣和深思。人们开始考虑如何“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项工作，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毛泽东决策和指示的是非。经过多方的反复酝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看似理论观点的阐述，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的公开挑战。在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成为全面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纠正“左”倾错误的舆论先导，为各条战线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8年9月16日，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视察东北，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工作汇报时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系统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内涵时又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邓小平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员令和宣言书。

　　12月18—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用邓小平上述讲话精神统一了全党认识，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的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匆忙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倡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提出现实要求的新任务指出了光明前景，拉开了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