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线建设的成就与问题。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７０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２９２亿元增加到１５４３亿元，增长４.２８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３２５.６５万增加到１１２９.５万，增长２.４６倍。工业总产值由２５８亿元增加到１２７０亿元，增长３.９２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１２５个项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９６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１９６５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１０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５５％，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２２.７８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５５％。 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１２４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１２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２００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４７.９％； 年发电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亿度增加到６３５亿度。到１９８４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９８４个，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９４５个，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５０％。[1]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１０００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如陕西的一个飞机部件装备厂，投建前未弄清地质条件，结果发生大规模滑坡，损失达１０００多万元，并留下长期隐患。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如陕西汉中０１２基地，下属２８个单位分布在３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两个地区７个县，其中一个企业的生活区分散在６个自然村中。还有不少企业建在山洞中，阴暗潮湿，严重影响产品质量和职工健康，日用品供应也十分困难。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陕西阳（平关）安（康）铁路，是我国的第二条电气化铁路，全长３５８公里，修建中就有１５１２人受重伤，３８４人牺牲，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以上，代价是大的。[2]

　　　 (二) 三线建设的评价与后期调整改造。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的同志认为：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3] 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认识来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1990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4]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内地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建设内地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内地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别将十分悬殊，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至于所谓“浪费”，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5]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１９９１年４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３年，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首先，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了一批基建工程。其次，将一些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开始转向民品生产。再次，对极少数选址不当，难以维持生产，或者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工厂和科研所，实行关、停、并、转、迁。１９８３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领导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总的方针是：调整，改造，发挥作用。具体作法是调整企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国家不再负担全部投资，而是给予一定资金和政策扶持，主要依靠企业发展生产积累资金完成。广大三线职工开始了第二次创业的历程，他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千方百计地保证了调整任务的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效，稳定了职工队伍，促进了产品和企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经济效益。

　  兵器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进入８０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首先进行了全面整顿，一方面抓新武器的研制，同时又大力开发民用产品，积极开拓对外贸易，开始从单一军品型向军民结合型、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１９８１年，中央确定了保证军品的前提下，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发展民品的方针。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到１９８５年，兵器工业生产的民品产值已占总产值的３３、４％，还成立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负责兵器工业系统的对外贸易。这一时期，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上缴利润定额包干”的改革，打破了兵器工业几十年来吃“大锅饭”的传统，从１９８１年起，全行业就实现扭亏为盈。１９８２年五机部改名为兵器工业部。邹家华任部长后，兵器工业又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确定了包干一定三年不变的规定，组建了嘉陵摩托车集团等大型民品企业。“七五”计划期间，兵器工业直属企业民品产值比“六五”时期增长了２倍，民品所占比重上升到４８、７％，１９９０年产值达到４５、６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了６、３５倍。在军品方面，从‘七五“计划起，兵器工业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到１９８９年先后研制成功88式主战坦克、５５１轮式步兵战车、红箭８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新１２２毫米履带式自行榴弹炮、８５式轻型冲锋枪、GSL履带式火箭扫雷系统等１４项新型装备，加强了部队作战的威力和机动性。

　  经过军民结合的产品改造，到１９９０年，原三线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已经达到１５５亿元，占当年军工企业总产值的７５％，比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１.９３倍。同时开发生产了国民经济需要的一批重大技术设备和人民生活需要的一大批高中档耐用消费品和著名民族品牌，如民用飞机、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许多重点三线企业，经过转换机制，成为全国驰名的四川长虹集团、陕西长岭集团、重庆嘉陵集团等现代化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