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土地改革，是在频繁而紧张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一般说来，时间仓促，工作较粗，也缺乏周密和健全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建国后的新区土改，则认真总结和吸取了过去土改中的这一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土地改革必须是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有组织地进行。

　  “有领导”的意思是：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各级土地改革委员会，直接指导土改工作的进行。土改委员会组成人员，要求由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负责。第二，组织土改工作队，具体协助农民协会开展土改的各项工作。土改工作队除了有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和大学师生参加外，还吸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仅华东区的土改工作队就达６万余人。土改开始前，土改工作队都要经过较严格地培训。第三，实行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波浪式发展的领导方法。要求新区各级党和政府，特别是县以上领导机关，应在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前，先集中力量，由有经验的领导干部直接领导，选择少数区、乡、村进行典型试验，在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向四周扩展。在土地改革运动全面铺开后，要求县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亲自下到土地改革的第一线，及时了解实情，帮助解决土改中出现的问题。

　  “有计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到有准备。全国刚解放时，由于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尚待肃清，地主阶级统治还未摧毁，人民政权尚待建立和巩固，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农民群众的觉悟还不高，对土改还缺乏心理准备，因此，中国共产党把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作为土改前的一项重要的准备步骤。经过这个步骤，以达到削弱整个地主阶级，并进一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确立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为进而没收分配土地奠定基础。二是做到分期、分批、分阶段进行。因为各个新区解放的时间有早有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开展土地改革的时间由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经过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意见的基础上，对新区土地改革曾提出一个大体计划，要求从１９５０年冬季开始在１００００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其中：华东区３５００～４０００万，中南区４７００～５６００万，西北８００万。剩下的约１６４００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如西南区），则计划大部分在１９５１年秋后进行土地改革，小部分在１９５２年秋后进行土地改革。还剩有一小部分地区，则属于各少数民族聚居的约２０００万人口的地区，应分别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情况与群众的觉悟程度，再决定什么时候实行土地改革，绝不可操之过急。　　　　　　 

　  所谓“有秩序”。是指土地改革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有严格的请示报告和审批制度。对于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新问题，要求应立即报告请示解决，不得擅自处理。如果某一地区开始土改后因发生偏向和混乱得不到迅速纠正时，应即停止这一地区的土改，以便纠偏后有较多时间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再进行土改。对于划阶级、没收分配土地和财产等，都规定有一定的审批手续，不能“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于土改中各种罪犯的处理，规定都要经过县级以上人民法庭的审批，以杜绝乱斗、乱打、乱杀现象的发生。

　  所谓“有组织”，是指在土地改革开展以前，必须建立农民协会和人民法庭，必须有政府委派的土改工作队指导。土地改革是在工作队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和部署，从1950年冬季开始，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新区的土地改革相继展开。其大致情况是：

　  在华东地区，约70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50年冬至1951年春，完成了约47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第二期从1951年夏至1952年春，完成了约23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到1952年5月，完成土地改革的乡达到了总乡数的99.85%。

　  在中南地区，约１２０００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１９５０年秋至１９５１年春，完成了约５０００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第二期从１９５１年夏至１９５２年春，又完成了约５０００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第三期从１９５２年夏至１９５２年底，完成约２０００万农业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到１９５２年底，除黎、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外，中南区已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中南区在土地改革中，曾及时批评和纠正了“和平土改”和“急性土改”两种错误倾向，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

　  在西北地区，约２５００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１９５０年秋至１９５１年春，完成了７００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第二期从１９５１年秋至１９５２年春，完成了１５００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第三期从1９５２秋至１９５３年春，完成了３００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即新疆大部分地区）。西北新解放区是一个地域广阔，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多民族地区，全区共有１７个少数民族，近７００万人口，约占全区人口的１／４。因此，该区在土地改革中，特别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慎重稳进，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与阶级关系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比较稳妥地完成了土地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