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半年党和政府“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两个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使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具有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旧中国长期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畸形和因“统一财经”刹车过猛导致的“后仰”(需求不足和公私关系紧张)，又使国民经济在1950年4月以后出现市场呆滞、需求不足、城市私营经济处境困难的问题，而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处境困难，固然有其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交流不畅、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客观因素，也有因前一阶段打击投机、稳定物价中造成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紧张等主观原因。于是“调整工商业”，实质上就是使城市私营经济得到应有的位置、发挥积极作用，遂成为1950年党和政府的重大经济举措之一。

　  由于“统一财经”中压缩社会需求的各种措施齐头并进，同时也由于物价稳定后社会的虚假购买力消失，4月以后全国出现了市场呆滞、需求不足局面，“5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1]因此私营工业生产减少、开工不足，全国私营工业5月份主要产品产量与1月份相比，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卷烟减少59%，烧碱减少41%，普通纸减少31%；私营商业则纷纷歇业或缩小规模。1950年第二季度，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10个城市开业5903家，歇业12750家，歇业多于开业户数为6847家。

　  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2]1950年6月，毛泽东在建国以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上，再次重申了上述任务。中财委主任陈云也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发言，阐明了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内容和有关政策。人民日报还于6月8日为此发表了社论。在七届三中全会之前，中财委即已根据中央的指示，从5月份开始部署“调整工商业”，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第三个战役于是开始进行。

　  调整工商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当时凡是不利于经济恢复发展的问题都在调整之列。其中最突出的调整对象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调整公私关系是“调整工商业”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既要保证国营经济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又要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得其所，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行为。其主要措施为：(1)扩大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1950年国家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在私营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11.5%提高到27.3%。这种办法既巩固了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领导，也扩大了私营经济需求。(2)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营商业把主要力量集中在批发上，扩大批发阵地，适当缩小零售范围，国营商业只经营粮食、布匹、煤炭、食油、食盐等少数重要物资，仅掌握这类商品货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3)调整价格政策。国家在兼顾生产、贩运、销售三者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商品批发价与零售价之间、产地与销地之间的合理差价，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4)调整贷款政策，降低存贷利率，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国家银行增加贷款额，并调整贷款的方向，对工业的放款主要是结合加工订货等任务进行，对私营商业的放款主要放在城乡贸易上，以促进城乡交流。(5)调整税负。减轻农业税；减少工商税的税种和税目，降低税率，改善征收办法。工商税的税种由14种减为11种，货物税的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

　  调整劳资关系。国家规定调整劳资关系的原则为：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有利于生产；劳资间的问题，采用协商办法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总之，要做到劳资两利，既要保障工人的利益，又要使资本家能获得合理利润，以利于恢复发展生产。为调整劳资关系，劳动部于4月29日发布《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要求各地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劳资双方推举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劳资协商会议，来解决企业中的劳资问题。劳资协商会议成立很快。例如上海5月底有93个劳资协商会议，到6月20日就发展到251个。据统计，到6月底，京津沪汉穗济六大城市已建立劳资协商会议923个，其中270个为产业或行业的协商会议。当时有个口号为：“降低工资，劳资团结，渡过难关”。

　 调整产销关系。主要是为了解决产销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即私营工业盲目生产和城乡之间商业流通渠道不畅问题。为了调整产销关系，1950年下半年中央财经各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专业会议，如粮食加工、食盐运销、百货产销、煤炭产销、油脂工业、火柴工业、橡胶工业、毛麻纺织业、针织印染业、卷烟业、进出口贸易等会议，公私代表坐到一起协商解决产销平衡问题。这些会议一般有两个议题：第一，对供过于求的行业，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订下半年和1951年的生产计划， 实行限额生产；第二，讨论如何发挥各种商业渠道的作用，国营、合作社、私营商业都应采取多种形式努力推销，扩大城乡交流。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者及时了解市场情况，避免盲目性，中财委还决定今后经常及时通报全国的市场供求情况。7月份，中财委即首次发布这种通告，公布了市场上严重过剩和供给达到饱和商品的名单。

　  经过调整工商业，私营经济很快摆脱了困境。据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10个城市统计，1950年下半年私营工商业共开业32674家，歇业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家。从1950秋季开始，各地市场转入活跃，市场交易大幅度回升。据京、津、沪、汉、青5个城市统计，面粉、大米、棉纱、棉布44种商品的销售量，10月份比4月份分别增长了54%、289%、128%、233%。铁路货运量10月份与7月份相比，北方各铁路局增加1倍多，南方各路局增长3倍多。市场活跃和城乡交流的恢复，又刺激了私营工业的发展，使私营工业的产量大幅度增加。上海私营工业的产量1950年11月份与1月份相比，棉纱增长77%，面粉增长70%，水泥增长306%，玻璃增长283%，颜料增长74%，呢绒增长13%，化学胶增长50%。1951年更是私营工商业的“黄金年代”，全国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39%。

　  私营工商业的迅速恢复发展，也使国家的税收大幅度增加，据上述10个大城市的统计，1950年第三、四两个季度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分别比第一季度增加了90%和80%。1950年全国城市税收超过原概算62.9%，其中工商税超过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