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已由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落后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因此这种单一公有制一经建立，就暴露出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而1954年以后苏联逐渐公开其斯大林时期经济体制的弊病，也使中国党和政府从1956年初即开始考虑改革随着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断加强所出现的弊病。

　  如前所述，1953年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由于没有经济建设经验和国情制约（国际环境紧张、重工业过于薄弱、人均资源不足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我国采取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即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特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发展速度上实行赶超战略，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第二，在发展重心和投资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三，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不能建立在个体农业基础之上，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第四，在经济管理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

　  到1956年底，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也开始显露出其固有的弊病。因此，在苏联1954年以后探讨总结自己的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时，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起也结合自己的实践和国情，从新审视和探讨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这种探讨也成为1956年“八大”的主题。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随着苏共对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苏联国内也开始探讨揭露斯大林时期经济问题和现行经济体制问题。到1956年2月的苏共20大，这种反思达到高潮，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使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浪潮。而在此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方面需要对自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作加以总结，另一方面受苏联所揭露出来的问题（过去不知道）震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它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因此在1956年八大前后，党开始对过去奉若真理、坚决实施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探索，试图结合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避免苏联所走弯路的工业化道路。另外，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及影响逐渐增强，帝国主义已不敢轻易动武，我国的对外关系趋于缓和，这也使我们加速工业化，尤其是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压力减小。

　  1956年以八大为标志的对苏联体制的反思和对自己经验的总结是全面的，这里仅叙述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反思及探索。1956年党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反思及对自己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反思和探索，即对农轻重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对外经济关系的再认识；二是对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探索，即对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等的再认识。

　　 (一)在工业化战略和政策方面，经过建国7年来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结合苏联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党的认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也是其30年代的成功之处。建国以后，党一直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尽管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要求，党依然坚持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是通过对自己1953年和1956年“冒进”的教训总结，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检验标准。

　  在对待农轻重关系方面，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至关重要，当时的产业结构也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党针对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几年来的实践，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这里应该指出一点，即苏联的农业萎缩，主要原因并不是苏共忽视农业和对农业挖的过苦，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点可以从斯大林以后的几十年间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得到证明。但是当时苏联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这点。

　  在对待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根据苏联工业发展很快但几十年内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的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主义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3]

　  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4]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作了发言，提出了积累与消费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约占20%左右，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约占30%左右，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约占40%。[5]

　　 （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即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建设方面，党的认识也有所深入，提出了一些较好设想。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上都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56年底，毛泽东在与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甚至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6]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也表示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在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与自由生产（实际上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设想。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打击投机、整顿市场，建立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管理体系，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53年以后，为了顺利实施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计划，国家加强了对资源配置的直接控制，到1956年，基本建立起以直接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计划管理宏观调控和短缺资源的配置方面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保证了一五计划顺利进行；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使得计划管理，尤其是直接计划管理的难度相当大（农业靠天吃饭和统计基础薄弱，使得计划中不确定因素太多，计划往往不能及时制定出来或赶不上变化）。正是根据工作中的实践经验，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认为国家在市场管理、物价管理方面应有所放松，对日用小商品、手工业品和农业的小土产品不必实行计划管理。李富春则提出了计划管理形式多样性的设想，即在对计划实行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计划管理可以分为指令性指标、可以调节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三种，至于“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7]

　  第三，对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前者高度集权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

　  苏联在20至30年代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使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在资源配置方面得到切实的保障，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即将企业的许多权利收归政府，又将政府的权利集中于中央。到1956年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负面作用已经非常明显，阻碍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1956年，苏联正着手进行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改革。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通过调查，即发现了权力过于集中于中央和政府的弊病。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把什么都集中于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8]从1956年5月全国体制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即着手研究和解决中央集权过多以及计划、财政、工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则针对苏联“一长制”的弊病，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是由于苏联“一长制”弊病的根子是计划经济，中国用“党委制”取代“一长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加剧了党政不分、管理上的无人负责和轻视专业技术人员。

　  上述1956年前后党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反思和探索，并不是仅停留在思想上，而是迅速贯彻到实践中去，这可以从党在八大会议上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1957年11月一届人大常委84次会议批准的三个体制改革规定、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