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量并决定：(1)中共中央将于1956年1月召开一次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大型会议；(2)成立由周恩来总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为了做好筹备工作，周恩来、彭真等人首先抓调查研究工作。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特别是京、津、沪、沈阳、广州、武汉、重庆等大城市提出要求，全面调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情况，认真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座谈会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象中央那样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领导小组。周恩来说：“这样可以上下通气，收集材料，研究问题，便于党领导这项工作。”当天，周恩来又召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布置了这项调查工作。

　　 根据周恩来和10人小组的要求，各部门向中央上报的调查材料为：(1) 应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卫生部门、文化艺术界、工程技术部门、中小学校6个方面；(2)每个方面都要有好、中、差3类典型；(3)要有几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知识分子队伍所发生变化的基本估计和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意见。

　  为了更好地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10人小组还组织人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历年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分类整理，编辑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知识分子问题(文献摘要)》。

　  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10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还起草了《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工作规划(1956～1967)的初步意见》等11个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同时，周恩来还主持起草了知识分子会议的主题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1956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建党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的召开，为知识分子在1956年“意气风发”奠定了基础，知识分子似乎重新找回了前几年失去的优越感。

　　 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等57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北京市委、天津市委、上海市委、各省、自治区党委和26个省辖市市委的书记和副书记、中共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党员负责人、各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等，一共1279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次关于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内容：(1)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论断，强调要坚决摒弃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2)提出“科学是关系我们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思想，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3)对知识分子提出应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要求，并且指出了实行改造的途径。

　  周恩来说：“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的报告还提出：为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第一，应当改善对于他们的安排和使用，发挥其专长；第二，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要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相应的信任和支持，尊重他们的独创精神；第三，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每周至少有6 / 5的业务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第四，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政治待遇，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

　  1月20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现在叫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1]

　  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以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召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项指示的主要内容为：

　  （1）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一般说来，只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此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缺乏政治觉悟或者思想反动的分子。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一部分进步分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但他们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解放前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变为互相接近和合作的关系，他们在工作中也逐步地养成了组织性和纪律性。……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2）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宗派主义。……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不了解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就需要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这在目前是党内的主要倾向。”“另一种倾向是迁就麻痹倾向。……没有把使用知识分子的任务和改造他们的任务互相联系起来，……缺乏革命的警惕性，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危害活动熟视无睹，不愿坚决地加以肃清。”

　 当然，这项指示在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环境下，仍然留了个尾巴：“要继续改造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必须同时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争取在今后两年内，基本上肃清知识分子中间的反革命分子。”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社论表明了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期望。在会议、中央指示和社论的指导和推动下，科教文卫部门的各级党组织开始积极培养和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社论发表后的一个月，即4月2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即有35名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当年的“七一”前夕，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仅上海、北京两地，几个月内就有3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翻译家曹靖华、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张骏祥、著名中医赵锡武、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等都是这个时候入党的。

　  在提高知识分子政治待遇的同时，中央还着手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除了当年的工资改革方案注意适当拉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收入差距外。4月16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通知》。1956年进口的科学仪器总值比1952年增加了67%；商业部门经营的化学试剂，由1950年的200多种增加到4000多种。

　  尽管1956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从而知识分子也受到空前重视，其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但是党对知识分子主体阶级属性的估计，还是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一些局限。这可以从1956年2月24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对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和政策中看出来。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2]

　  实际上，毛泽东对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以后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是持保留意见的。1957年1月18日就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3]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后来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