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的形成，可以说是毛泽东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开展反“反冒进”的必然结果。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评反冒进。在毛泽东看来，1956年的经济建设不是“冒进”，而是一个很大的“跃进”；反冒进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会议还通过了1956年初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认为这个“纲要”被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11月18日，受苏联提出的15年超过美国口号的影响，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15年后中国的钢铁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还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问题。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正式宣布了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的赶超英国的口号。他指出：“在15年内，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从此，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提出表明，一是不顾我国实际情况，急于求成的思想在中共内部已占主导地位；二是使这种思想有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即片面追求钢产量的增长，不断提高生产计划指标，最后导致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的发生。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本来是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及1958年年度计划问题，但是在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1956年的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它给群众泼了冷水，泄了气，招致了右派的进攻，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南宁会议之后，毛泽东根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问题，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下发省市自治区党委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提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十年取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工作方法六十条》这种“急于求成”的要求和采取“群众运动”方法搞建设，都对“大跃进”的产生很大影响。

　  此后，党在在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特别是各地纷纷提出一些过高的生产计划指标。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他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会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并提出了“正确的个人崇拜”等观点。在成都会议上，中共冶金部党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交了一个报告，提出中国发展钢铁工业的有利条件很多，有可能搞得快一些。报告认为：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长一些时间赶上美国，不是不可能的。冶金部提出，苦战三年，超过中共八大所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钢产量1050～1200万吨的指标，到1962年达到1500～1700万吨是有把握的，2000万吨是可以争取的。[2]毛泽东高度重视王鹤寿的报告，并多次进行了表扬。[3]成都会议还通过的《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和第二本账的意见》等文件，将1958年的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提高到33%。

　  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本帐”工作方法，[4]制定了中央的两本帐，即1958年2月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度计划指标为中央的第一本帐，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帐指标比第一本帐高一些，是期望完成的，不对外公开。成都会议3月21日通过了国家经委制定的第二本帐，其主要指标及与第一本帐的关系如下：

表7-1 　　　　　　　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第二本帐简表[5]

　  上述的中央第二本帐，同时又是地方和部门的第一本帐，是地方和部门必须完成的，同时地方和部门还要制定增长指标比中央第二本帐更高的自己的第二本帐，作为自己期望完成的目标。这种工作方法导致计划指标下到基层，层层拔高，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种账了。在地方投资饥渴症的作用下，“三本帐”为地方生产与投资指标攀升大开方便之门。

　  所有这些，都为发动“大跃进”作了政治上舆论上和指标上的准备。而在此前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提出的通过“和平竞赛”可以在经济上很快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过于乐观的计划，也对“大跃进”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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