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大跃进”的不正常气氛中，上述设想被匆忙轻率地实施。中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以下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

　  1.把大部分中央所属的企业交给了地方管理。1958年，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从1957年的9300多个减少到1200个，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由1957年的39.7%降为13.8%。

　  2.下放计划管理权，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为了让地方能自成体系，过分扩大了地方管理权限。1959年，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由1957年的300多种减少到215种；中央财政收入中由中央直接征收的比重从40%降至20%；中央统配、部管物资由532种减为132种，减少了75%；供销工作也改由地方为主来组织。

　  3.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只需将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地方审查批准；某些与中央企业没有协作关系、产品不需要全国平衡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由地方批准，只需报中央备案；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1958年7月，中央又提出对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即在包干范围内，基建投资由地方自行决定、自我增殖。

　  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中央财力从“一五”时期平均占75%，降低为只占50%左右，地方和企业预算外资金从1957年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8.5%提高到1960年的20.6%。

　  5.下放劳动管理权。1958年6月，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之后即可执行，不必经过中央批准。

　  6.下放商业、银行等管理权。在商业方面，撤消全国性专业公司，按地方行政区划成立专业局（处），实行政企合一，并对各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商业网点实行合并；在金融方面，改为“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由于信贷权下放，到1960年，银行信贷资金运用高达954.4亿元，比1957年增长2.35倍。

　  7.下放教育管理权。把原由教育部领导的60所高校和143所中专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把建立高校的审批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并要求各地大办教育事业。

　  这次中央与地方权限的重新划分，是在没有触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虽然其动机是调动两个积极性，减少中央决策的僵化，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过多过急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而又缺少必要的制约，加上“反右”和反“反冒进”形成的经济建设急躁情绪，使得经济运行中出现空前混乱，由于地方政府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一味追求当地经济扩张，结果综合平衡被打破，产品质量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