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使得我国经济遭遇极大困难，国民经济处于严重的全局失衡状态，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已经达到发生普遍饥馑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继续“跃进”，到1960年年中，已经破绽百出，难以为继了。尽管当时在政治高压下，人们尚不敢否定“大跃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但是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党和政府不得不提出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十年总结》讲话，承认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缺点错误，自己也有责任。毛泽东说：“一九六O年六月上海会议(指这次会议—本书注)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有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通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1]

　　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国民经济的问题更多地暴露出来，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外汇收支出现很大逆差，7、8月份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中苏矛盾也出现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于例行的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国际共运和国内经济问题。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初步议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通过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措施》提出：调低一般产品的生产，集中力量保证钢、铁、煤、运输的生产，以解决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在北戴河会议初期讨论运输问题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根据前段时间的生产情况，提出应该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提高。但是这个想法提出后，国家计委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8月中下旬，李富春在起草的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8月30日至9月5日，国务院审议这个报告，大家赞成这些设想。周恩来对这个方针提出了完善的意见。他认为，与其讲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