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合同并撤退在华专家，使中国技术引进的重点转向西方国家。方式主要是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来引进成套设备。1962年至1969年，为了对冶金、石化、机械、电子、轻工业等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和填补生产技术空白，我国先后从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引进技术和设备84项，累计用汇金额14.5亿美元。[1]其中成套设备52项价值3亿多美元。其中主要的有从奥地利引进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设备；从日本引进的日产30吨的维尼龙生产设备；从西德引进的原油裂解装置；从英国引进的晴纶生产设备和年产10万吨的合成胺生产设备等，这些设备占同期引进设备总金额的55%以上。[2]引进工作到1968年又被迫中断，大部分进口项目受到严重影响。

　  1962年至1963年间，我国从国外引进了14个成套设备项目和最新的石油化工技术。1963年至1964年，又批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1964年至1965年，机械工业从日本、法国等国家引进了液压件、电动气动量仪、重型汽车三个项目，并引进玻璃电极、微电机等7项技术和设备。

　  但是，我国的技术引进，也受到外国反华势力的阻挠。1964年5月，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给台湾当局去信表示：“日本政府不再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此事通称“吉田书简”)。[3]而1964年11月上台的佐藤内阁，从一开始就推行敌视中国、公开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因此1965年1月，佐藤声称“吉田书简”有约束力，拒不批准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和日立造船株式会社等使用政府资金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纶设备和货轮，迫使两个合同相继失效。此后，直至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日本未再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

　  作为中国最高决策人的毛泽东，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同时，也是希望通过引进技术来实现赶超战略的。1963年6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就说：“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日本等)做生意，有两个好处：物美价廉，维修设备也卖给你，守信用。”[4] 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听涛时又说：“我们从日本资本家方面进口制造维尼龙的设备时，日本资本家把全部技术资料给我们。从欧洲进口的设备也是如此，而苏联总是对我们保留一部分关键性的东西，不告诉我们。”[5] 可见他对从西方引进技术是满意的。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汇报时又说，我考虑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6]

　 1965年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汇报时，赞同减少粮食、化肥等进口，而增加技术进口。

　  但是，毛泽东对外技术引进，特别是利用外国资金，却又是有所保留的。1965年说：“工业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我们要靠(山东曲阜)陈家庄陈玉梅、(山西昔阳)大寨陈永贵。”对于关于利用外资，毛泽东又说：“还是要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以后内债、外债都不借，完全靠自力更生。资金从农业和轻工业方面来，从重工业方面也来一些。”[7]

　  1966年7月11日，毛泽东在与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的谈话时又说：“现在外债已经还清，只有内债，再过两年也可以还清，那时就‘无债一身轻’了。我们是被迫的。你们应逐步做到不要借外债。”[8]

　  由此可见，60年代上半期，由于受苏联毁约的刺激，加上国际环境严峻，起码可以断定毛泽东暂时放弃了利用外资的打算。

　  1965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经委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一九六四年签订了十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一九六三年签订六项)，用汇一千二百万美元，没有完成预定签订二十一项合同、用汇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的计划。另外一种引进新技术的方式，即购买技术资料的工作，还没有打开局面。小组认为，引进新技术的工作去年以来是有成绩的，但进展太慢，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和国家建设的要求。”

　  《报告》指出：“去年十一月，小组曾检查过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工作中缺乏自力更生精神和不应当进口的设备也要进口的倾向，这种倾向过去确实存在，今后还要注意纠正。但是，另一种倾向也必须加以坚决纠正，这就是对引进新技术的工作抓得不紧，进行不力，丧失时机，使一些可以办到的事情没有办到。”“引进新技术是使我国科学技术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这一战略认为下的一部分工作，是和帝国主义抢时间，对这一点有的同志有时认识不足，或者忘记了。”“现在有一种想法，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例如因为英国、西德、奥地利、日本这些国家的政府的政治态度都不好，而不肯对这些国家厂商进行询价，对我们亟需的东西也不敢积极进行谈判。这样做并不能达到打击敌人、加剧敌人营垒内部矛盾的目的；相反，这等于拒绝利用敌人的矛盾，束缚自己的手脚，结果路子越走越窄，使自己吃亏。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

　  《报告》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国国际地位后，提出：“我们可加利用的矛盾比过去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总之，只要策略运用得当，目前引进国外新技术工作的国际环境比过去有利条件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一九六五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抓住时机，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1965年的工作任务是：(1)争取谈判成交25至30个成套设备项目；(2)在引进新技术的三种方式中(进口成套设备、进口单项设备、购买技术资料)，应当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和探索后两种方式。[9]

　  1965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工作要点》和5月10日批转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科学技术对外工作的报告》，也都强调了技术引进的重要性。可以说，技术引进工作自1965年以后即有根据我国的进口能力而加快的趋势

　  由于解放了思想，经过有关部门努力，1965年签订了27项成套设备、39项单项设备、8项技术资料的合同，完成了预定计划，并初步打开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资料的局面。1965年新技术进口成交的总金额为1.13亿美元，当年用汇724万美元。

　  1966年4月1日，国家经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稿)》，该报告提出，1966年计划成交的成套项目30项、单项设备68项、技术资料19项，引进新技术的重点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66年计划当年用汇963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