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大寨是华北太行山区一个穷山村，属于山西省昔阳县。全村75户有800亩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那时全村平均亩产遇到好年景也只有140多斤。由于该村土改彻底，党的基础较好，1952年冬就实现了初级合作化，陈永贵担任社长。1953年陈永贵又担任党支部书记。该村党支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1953年秋，大寨制定了10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步提高到1962年的774斤。提前实现了中共中央1956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1959年晋中地委发现了这个典型，并于当年12月份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的报告，向全省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

　  1963年3月，山西省委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大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当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洪灾，70%的房窑倒塌，庄稼几乎全部倒伏，23%的梯田土层被冲光。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振奋精神，不分男女老少，立即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白天治坡，夜间治窝”，他们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所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结果除了少量完全被冲垮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仍然达到了700多斤的高产，社员半年后就搬进了新居。同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向全省农村和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大寨的通知。山西省委要学习大寨人的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和帮助友邻的风格。

　  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在1963年也很快传遍了全国。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砦公社大砦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报道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12月18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报道了大寨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感人事迹。

　  1964年1月19日，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万余名听众介绍大寨人的先进事迹。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录音转播后，收到全国各地许多表示钦佩和学习的信件。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和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号召“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年3月下旬，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引起毛泽东的重视。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亲自率队到大寨考察和总结经验，廖鲁言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书面汇报，充分肯定了大寨的事迹和经验。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5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的《第三个五年(1966～1970)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将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的道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和因地制宜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大寨的精神，就是苦干实干，勤俭创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重视科学实验，扎扎实实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识大体、顾全局，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热爱国家、热爱集体、热爱社员的共产主义精神。”谭震林在关于该计划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也对大寨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如下概括：从农田基本建设开始，进到精耕细作，达到稳产高产；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该文件提出：“发扬大寨的精神，走大寨的道路，应当成为整个农业战线上的行动口号，成为全国所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行动口号。”“毫无疑问，只要全国所有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学大寨的精神，都走大寨的道路，我们的农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总路线所要求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

　 1964年底，，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是提出学大寨。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修改的。《报告》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年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报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于是，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