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６4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国在内地的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所谓三线，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为三条线，一线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地地区，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三线和二线地区的建设，也包括一线的迁移。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２０５０余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64年5月讨论“三五”计划设想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8月6日，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悍然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指他原计划骑马考察黄河）得重新考虑。”[1]他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改变原定的国民经济建设部署。８月１７日、２０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一决策思想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赞同。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原定的“三五”计划设想由解决“吃穿用”向以战备为中心转移。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坚实有力的组织领导。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９日，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程子华、阎秀峰为副总指挥，后又增加彭德怀等人；不久，又成立西北三线总指挥部，刘澜涛任总指挥，王林、安志文、宋平任副总指挥。４月，中央再次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谷牧任主任，主要任务之一是抓好西南、西北的三线建设和一、二线的重点项目。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次年１月，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带领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视察了西北、西南的三线部署。

　　  三线建设初期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空工业基地、酒泉钢铁厂等。毛泽东十分重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从立项到选址、施工多次做出指示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起初，在这个钢铁基地的选址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迟迟不能定案。毛泽东听取了有关的调查汇报后，毅然决定：攀枝花有铁有煤，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在三线建设的规划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由于近代历史造成的原因，中国工业的７０％分布在东北和东南沿海一带，西南、西北内地十分薄弱，工业交通极不发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抓住战备的契机，同时也提出了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时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地方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他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他认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因此，他要求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做两手准备，即战备和长期建设。针对党内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2]周恩来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所以，像包钢、武钢、太钢这样的新项目，还有像德阳的重型机械，过去布置也不够，现在也要把它加快。”“搞小三线，要看到长远规划，十五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在三线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央负责人还注意到照顾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１９６６年３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表11-1　　　 各个时期三线地区与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比较

单位：亿元

　  注：本表根据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各个计划时期各地区的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表计算。

　  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6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三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３００余项。其中钢铁工业１４项，有色金属工业１８项，石油工业２项，化学工业１４项，化肥工业１０项，森林工业１１项，建材工业１０项，纺织工业１２项，轻工业８项，铁道工程２６项，交通工程１１项，民航工程２项，水利工程２项。但是，“文革”的爆发，打乱了这个庞大的建设计划。

　  １９６７年，“全面夺权”、“全面内战”使形势急剧恶化，动乱蔓延到全国各个领域，三线建设受到了严重冲击。从中央到地方负责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班子中，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污蔑批判，李井泉、彭德怀等地方三线负责人作为“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被揪斗迫害，少数仅存未被打倒的干部也因“夺权”而“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造反分子抢夺三线军工企业生产的枪支弹药，甚至动用坦克，投入武斗，使国家资产和生产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受到军事保护仍在进行的三线国防尖端项目如核武器、导弹、卫星的研制工作也因“文革”的冲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科技人员在“批判反动权威”、“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到伤害，致使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林彪、江青等人的直接干扰和他们煽的极左思潮，也使三线科研、建设工作严重偏离正常轨道。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初的两年多里，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在“文革”动乱中，不少三线建设者以他们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和中国共产党坚贞不移的忠诚，身处逆境继续坚持在岗位上。从开国元勋到普通群众，处处都可见到这种感人肺腑的事例。１９６５年，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副总指挥，但１９６６年底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指使人揪回北京。他在屡遭批斗时，从报纸上看到国际市场镁供不应求的销售情况，仍不顾个人安危，给周恩来写信建议对自己以前看到的安顺场石棉矿渣进行利用，说明这种矿渣“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归国华侨、著名飞机设计专家陆孝彭被诬蔑为“反革命”、“特务”，遭到多次审讯和批斗。他想到的仍是叶剑英元帅交给他的试制“强５”喷气式飞机工作仍未完成，在勒令写交代“罪行”的纸上，继续论证着技术遗留问题和今后的提高方向。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边界武装流血冲突，８月，苏联军队又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制造了又一起严重武装流血事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介，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武器打击。８月２７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９月１６日，有苏联高层背景的记者路易斯在文章中指出：苏联正在讨论打击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可能性。

　  为了抵御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线建设作为当务之急迅速得到恢复。６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地区三线建委，组织各省执行中央批准的三线建设计划，对施工力量、设备材料、物资运输进行统一指挥。随后，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之一是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三线建设进度。１２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成都军区、四川省革委会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七项措施，要求把国防工业、科研的重点项目迅速抢上去。１９７０年２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当年计划和“四五”计划纲要，强调重点是大三线战略后方，规定１９７０年计划用于三线建设的投资和项目占全国计划的一半以上。经过这些部署，三线建设的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资资金得到充实，三线建设重新全面铺开。

　  参加三线建设的广大工人、干部、科技人员、解放军官兵及民工队伍，在“文革”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恶劣的自然条件，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谱写出一页页动人的爱国主义篇章。

　　成昆铁路是联结成都和昆明的重要铁路干线，途径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崇山峻岭，７０％的地段地势险恶，地质结构复杂，既有钢铁般坚硬的岩层，也有一炸即塌方的松软泥石，素称“地质博物馆”。干线跨越的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两岸分布着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峭壁，人都难以立足。铁路建设条件之艰苦恶劣，是中国铁路史上罕见的。在筑路过程中，承担修建任务的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官兵们凭借钢钎、大锤、炸药等普通工具，以惊人的毅力，付出巨大的牺牲，终于创造出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

　　１９７０年７月１日，总长１０８５公里的成昆铁路通车。全线修建桥梁９９１座，总延长９２.７公里，相当于５６座武汉长江大桥； 金沙江大桥主跨１９２米，是当时全国铁路上跨度最大的钢梁桥。全线修凿隧道、明峒４２７座，总延长３４１公里；沙木拉打隧道长６３７９米，是当时全国铁路上最长的隧道。桥梁和隧道相加的总长度，竟占全线总长度的３９.４％。 全线有三分之一的车站因地势险恶，找不到建站地方，只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

　　三线建设重中之重项目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坐落在四川横断山脉的渡口，气候炎热干燥，交通十分闭塞。民谣说：“两山夹一沟，大沟连小沟，走路凭两腿，运货靠肩头。”建设者的粮食要自己用骡子运，吃水要下到谷底端，常常是野菜就干粮，条件非常艰苦。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干部、专家，发扬“干打垒”、“人拉肩扛”的大庆精神，经过十余年的艰辛创业和科研攻关，硬是在面积仅２.５平方公里、坡度达１0%～２０％，通常不具备大规模施工条件的荒凉山坡上，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从１９６５年春破土动工，历经“文革”的动乱，建设者们始终坚持生产，到１９７０年６月炼出了第一炉铁水，１９７５年又基本建成一期工程投产。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逐渐形成了年产生铁１６０～１７０万吨、钢１５０万吨、初轧坯１２５万吨、钢材９０～１１０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到１９８０年，主要产品产量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

　  进入７０年代前期，随着越南战争和平谈判取得进展和中美、中苏关系逐步缓和，三线建设基本上不再投入新的项目，进入了搞好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的重点工程有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国家计委果断地提出了进口的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的原则，指出：“沿海工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对促进内地建设是有利的。”[3]三线和沿海地区的建设开始得到并重。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积极执行了三线建设的部署，同时尽可能地注意纠正一些片面强调战备的偏差。他具体指出：“许多三线的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的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4]“文革”结束后，到１９８０年，国家经济战略方针实行重大转变，三线建设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