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努力，从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库；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治理淮河共开挖１１条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库、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建成水库２２０座，灌溉面积由６３万亩增加到１１００万亩。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１９７７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７００００万亩，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万亩增长４１％，平均年增长２.９％； １９７７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４３１６７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４２８９千瓦，分别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万亩、６６７万千瓦增长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 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国机井数达１８１.７５万眼， 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万眼增长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长２５％。[1]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与１９６５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灾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灾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2]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80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

同时，在“文革”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这次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也带有严重偏差。首先，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寨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的极左思潮取代，大寨的艰苦创业成就被说成是“与走资派斗争”的路线斗争胜利，各地在农业生产建设中涌现的艰苦创业榜样如北京郊区的王国福、河南的杨水才等，被人为地编造为与“阶级敌人”、“错误路线”斗争的典型。其次，不顾各地经济实力，大搞“一刀切”、“大会战”，大寨开山修梯田的改造自然行动被宣传为全国不分南方北方、山地平原都应该采用的方式，不讲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长官意志横行的现象普遍存在。使得一些地区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社员疲惫不堪，收效却甚微。再次，有些地区不顾本地种植特点和自然条件，盲目开展“移山造田”、“填湖填海造田”、“菜农种粮”、“经济作物上山”等大规模活动，违反保持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带来了不良后果。如湖北原有千亩以上的湖泊１０６６个，总面积８３.３万公顷，由于围垦造田及筑坝建闸使水位降低，到１９７７年只剩下３２６个，总面积２０.２６万公顷，减少了７６％。各地著名的大湖泊如洪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滇池、乌梁素海等在这一时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3]这成为我国９０年代长江、松花江等流域频繁发生洪涝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新型高产粮食品种的培育，使粮食生产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现大幅增产。1971年春天，湖南杂交水稻协作组把袁隆平1970年获得的“野败”材料分别送给10个省、市、自治区20多个单位进行研究。农林部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把杂交水稻列入重大科研项目。经过全国科研人员两三年的艰苦努力，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试验成功。首批籼型杂交水稻有其独具的特点和强大的优势，其根系发达，分蘖性强，茎秆粗壮，穗大粒多，米质良好，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它只需一般稻种1/10的种子，即每公顷15~22.5公斤，就获得每公顷7500公斤以上的产量。接着，他们又总结出一套完整的繁殖制种方法，使制种产量从开始每公顷150~225公斤提高到1985年的1500多公斤。同时，他们也探索出一套与杂交水稻相适应的高产栽培综合技术。

在同一时期，湖北石明松等科研人员从1973年开始，经过持续10年的研究，培育粳稻15个、籼稻2个。他们选育的“籼稻中39”和粳稻“晚粳73”在1985年已在较大面积上进行示范，每公顷产量分别获得8250公斤和9750公斤，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从1971年开始，北方稻区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杨振玉等人为主，连续进行了6年粳稻杂交优势利用的试验，于1975年选育出“黎优57”，1985年在辽宁、北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市示范推广10.67万公顷，比常规稻增产15%~20%，显示了北方杂交粳稻的优势。

经过广大农业科研人员和农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杂交水稻得到迅速推广，从1976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这在中国水稻良种推广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经过多年、多地区试种和大面积生产实践，无论是籼型杂交稻还是粳型杂交稻，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多的增产1500~2250公斤，这对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4]

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到1977年比1965年面积增长72.5%。1965～1977年累计增产稻谷4085万吨，其中靠提高复种增产的占30%[5]。再加上前述农业条件的改善，使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72.4%。

粮食增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化肥产量的显著提高，使用化肥的技术得到普及。

“四三方案”引进的13套大化肥设备，具有年产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除沧州化肥厂、云南天然气化工厂、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外，其他化肥厂都在1974年动工，并陆续于76年至79年建成投产。1977 年底已投产的7套大化肥，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设备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1比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8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6218万吨的14%～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6]历年化肥投入与粮食产量的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表11-2　　　　　　  全国历年化肥投入与粮食产量的关系[7]

　  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及农业生产技术等条件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这些都是重要因素。７０年代前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其中只有１９７２年由于遭受１９６２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比１９７１年下降１.０４％。其余各年与上年相比，１９７０年增长５.７６％，１９７１年增长４.２％。１９７３年增长８.３％，１９７４年增长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长３.１％。１９７５年粮食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亿斤，增长５７.１％。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长到６１５.７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