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一个新的抉择，一种主张是要求全面恢复“文革”前的经济建设老路，甚至保留“文革”时期的一些左倾方针、政策和做法。另一种主张，则从总结经验教训出发，要求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探索，走出一条新路来。

　　新旧交锋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上。

　　农村改革的探索首先是从经济落后、问题最多的地区开始的。1977年上半年，安徽省最穷的地区之一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组织了300多名干部到400多个生产队开展调查研究，随后向省委提出了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１９７７年６月，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经过几个月的农村调查，了解到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状态，许多地区自然条件不错，却多年靠国家救济，荒年还要外出逃荒，原因就在于长期左倾政策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发挥。１１月，万里主持省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包括六条：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好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和农民负担；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等等。这个文件得到了广大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的热烈欢迎。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介绍了安徽省委六条规定的情况。当天，出访途中在四川的邓小平看到了报道，对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在老概念中打圈子。”[1]

　　　  但是，安徽的做法却与当时要求在学大寨中“向大队核算过渡”的中央４９号文件精神相违背。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人中有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路线有问题，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１９７８年５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昔阳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头版长篇文章，影射安徽的做法批判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资本主义歪风的存在，对一部分思想落后的农民是有诱惑力的，而对许多想真正干社会主义的老实农民又是个打击；领导态度不明朗，群众思想就会乱，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生产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面对指责，万里表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的行为准则。今后不管谁管农业，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的就执行，不符合的就不能听。

　　这时，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发端，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猛烈地冲击了多年来形成的极左思想，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万里说：“我们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就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2]这年夏秋，安徽遭到了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一些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活跃起来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了“借地度荒”和“包产到组”的办法，这些办法得到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支持，9月8日，他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批准“借地度荒”的做法，允许每个农民种半亩“保命麦”。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全省增加秋种1000多万亩，当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行联产生产责任制较早的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在百年不遇的干旱情况下，粮食产量由上年的８.８万斤增加到１２万多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收入增长了３０％。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在。万里的支持下，写出了肯定这些做法的内部报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公开进行了刊载。

　　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经过调查，又得到邓小平的鼓励，也作出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十二条，内容有：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农民分配兑现；减轻农民和生产队负担；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允许农民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积极慎重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积极兴办社队企业等等。同时，进行了改革农村经营管理体制、建立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先是改变了“文革”中推行的“大寨工分”，提出和推广了“定额包工”、“以产定工”等多种计酬形式，制定了按工分分粮加照顾口粮的分配办法。1978年又推行了包工到组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最早进行试验的是广汉县。1978年初，中共广汉县委在金鱼公社进行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联产计酬（即包产到组）”的试验，当年全社116个生产队，队队增产。1978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及时派出工作组总结了金鱼公社的经验，并在全省推广。同时，在农村多种经营和工副生产上，总结推广了新都县实行的包产包工包成本等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在种植安排上，也打破了当时强行规定的做法，采取因地制宜的水稻“两季改一季”，产量反而比两季高。同时，在不适宜种水稻的地区，允许种旱地庄稼。种种改革和落实政策的措施在1977年即收到了明显成效。当年全省粮食总产值550亿斤，比上年增产9%。农民平均口粮增加66斤，现金增加9.6元，超过了过去10年的最高水平。

　　安徽、四川的农村改革初步试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深受农民的广泛欢迎。人们中流传着这样称颂的新民谣：“鹏程万里，紫阳高照”，“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这一时期，广东、湖南一些省份地区也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办法。

　  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冲击长期禁锢人们头脑极左思潮堤坝的探索大潮，即将在农村澎湃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