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文革”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还应该看到，在这十年中，国民经济仍然有所发展，这有统计数字证明。当然，这并不是“文革”的功劳，如果没有“文革”，经济建设会取得更大的进展。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第一次公布了“文革”时期的每个年度经济数字，以后陆续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这些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各种数字的依据之后指出：“现在公布的１０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1]

　　 根据这些数字，就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６年的１０年总体上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６.８％；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７.１％，其中工业为８.５％，农业为３.３％；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０）与上年相比，除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４.９％，其中工业为７.２％，农业为２.５％。

表11-6　　　　　　　  1965年至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亿元)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工业方面，到１９７６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与１９６６年相比的增长情况是：钢２０４６万吨，增长３３.６％。原煤４.８３亿吨，增长９１.７％。原油８７１６万吨，增长４９９％。发电量２０３１亿千瓦小时，增长１４６％。化肥５２４.４万吨，增长１１７.７％。水泥４６７０万吨，增长１３１.８％。机床１５.７万台，增长１８６％。汽车１３.５２万辆，增长１４１.９％。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以１９５２年为１００），１９７６年为１２７４.９，与１９６６年相比，增长１２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周恩来看到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外贸可能会有所发展，提出了“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的口号。他布置谷牧、粟裕抓港口建设，召开了全国港口建设会议，制定了三年规划方案。到1975年底，新增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48个（超过1949～1972年的总和），增加港口作业线143条，港口的供油、供水设施有了明显改善，对长江口和珠江航道进行了初步整治，新建大船坞7个，新增年坞修能力110艘次，港口综合吞吐能力新增5500万吨，比1972年增长50%。使这三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港口建设成就最大的时期。[2]

　  农业方面，１９７６年粮食产量５７２６亿斤，比１９６５年增加了１８３６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由５４４斤增加到６１０斤，增长了１２.１％。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１９７６年为１８５.５，比１９６６年增长２４.５％。[3]

　　 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１９６６年５月９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１０月２７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２年８个月，速度是世界拥有国家中最快的。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１９７１年３月３日又发射了一颗科学试验卫星，第一次成功地回收了各种试验数据。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核潜艇。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8日，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正常运行后返回地面，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１９７5年，由中国农科院和湖南农科院袁隆平等人共同协作育成的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通过鉴定，推广后一般比水稻良种增产２０％左右，在世界上大大推动了“绿色革命”浪潮，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所有这些成就，当然不是“文革”本身的成就，而是“文革”时期排除“文革”干扰而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我们估算“文革”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主要出发点。

　  关于“崩溃的边缘”提法，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仅指1974至1976年，而且没有考虑1975年邓小平整顿带来的完成“四五”计划等重要经济成效。当时作为揭批“四人帮”高潮中的提法，自然是有其政治意义的。

　  此外，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程度，不少著作常常引用一个数字：如果按照正常年份每１００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１０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５０００亿元，[4]相当于败掉了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的同样一份家当。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推算方法，得出的数字差异颇大。如王丙乾认为：从1957年到1976年20年间，“财政收入少收30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支出方面的损失浪费、无效投资、平调退赔和处理遗留问题等，财政上总的损失有4800多亿元”，“这就是20年间几次折腾付出的巨大代价”。[5]可以确定的是：上述所说的“损失”，实际都是指少增长， “少增长”仍然是增长，“少增长”与实际“败掉了”“一份家当”毕竟不是一回事。而且，这些计算都是建立在推算基础上的，并不能说明“文革”时期的实际经济状况是“整体上濒临崩溃的边缘”。

　  关于“文革”时期农业经济，一些著作经常使用１９７６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３８3斤，低于１９５２年的３９５斤，说明其停滞和倒退。这也是不够准确的。“文革”时期影响人均消费粮食的重要因素，一是人口增长失控，1966年至1976年年增长率平均为2 .3%，

明显高于1950年至1978年的2%（如果考虑到1963年至1965年年增长率高达2.5%，给以后造成的压力就更大）。二是实行备战备荒的“广积粮”政策，使人民得不到较多的消费。三是受极左思潮影响，不进口或进口粮食较少。这三项都是政策原因，用以说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是可以的，说明农业经济则没有代表性。实际上这一时期粮食生产是有所增长的。１９７５年粮食产量比１９６４年增加１９４０亿斤，增长５７.１％。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由５３１.９斤增长到６１５.７斤。

　　 显然，从经济史角度研究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以不够准确的数字和推算是不能得出结论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文革”带来的损失，确实是巨大的。同时也应指出，除去“文革”本身造成的物质破坏外，这种损失主要是指应当达到的宏伟经济指标未能完全达到。这是在正值基础上增长与应该增长更多的比较，而不是在“经济濒临崩溃”负值基础上与正值的比较。

　　  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看，整个１０年国民经济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主要趋势仍然与“文革”前是延续的，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得到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７.１％的增长。这样的经济状况，与“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相比较，是明显不同的。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１００，１９６２年的指数１７３.１比１９５８年的指数２２１.９下降了２２％；而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６６年的３１４.７增长了９９％，１０年中翻了将近１倍。这说明，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相比，“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冲击相对而言较小。如果说国内现在一般还不用“经济崩溃”来评价“大跃进”后的经济状况的话，那么评价“文革”时期的整体经济，用“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是不太准确的，而认为有所发展，则比较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