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领域改革探索思潮涌起的机遇，是7月至10月先后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如前所述，这两个会议虽然在制定计划方面提出了过高的经济指标，但围绕如何完成这些指标，许多讨论已经从单纯借贷外资深入到内部改革挖潜上。

　　国务院务虚会形成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９月９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另一个是７月２８日胡乔木在会上的长篇发言。

　　李先念的总结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抓紧大好时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二、加强综合平衡，在统一的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三、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四、有关农业的几个问题；五、有关工业的几个问题；六、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改进领导作风。这个报告对会议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

　　这个报告充满着改革开放思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报告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对以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领导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指出：“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1]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

　　报告强调了实事求是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报告指出：“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2]还指出：“我们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有计划按比例地、持久地、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不多，搞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更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尽量避免盲目性，尽量少走弯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3]

　　报告还强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

　　胡乔木的发言，主要讲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决定问题，要求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发言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当时社会上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讲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决定问题；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提出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文章肯定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否保证我们的经济可以自动地有计划地和高速度地发展、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法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两个重要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一充满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论述，从理论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打开国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东西学习的必要性。

　　文章主张要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组和经济改革，认为这是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的必要步骤，并明确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具体建议：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关于推广合同制，文章说：“合同制通常是两个企业直接订立的合同，他们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比较周到，向对方提出的要求比较仔细切实，并且双方自愿，互相制约，一般不存在强迫命令，有缺点容易弥补，不用经过层层审批。”

　　“在国家和企业（包括工业和农业企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以至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地方各级之间，企业和职工之间，都可以实行合同制。实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合同制，对于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的责任，提高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改变目前经济管理中的许多混乱状态，尤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采取这种形式，有利于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化，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全面完成经济技术指标，首先是质量、品种指标和节约动力、燃料、原材料消耗指标；有利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加强经济核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有利于大大克服官僚主义和浪费，大大发扬群众路线，大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培养经济管理人才。”

　　关于发展专业公司，文章认为：“从小而全、大而全这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转移到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专业公司的轨道上来，是一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牵涉面很广、繁重而又复杂的工作，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统一规划，认真试点，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文章强调：“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4]

　　此外，文章提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严格进行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运用价值规律来制定价格政策；要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直接地结合起来，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国家计划的完成，关心企业经营的成果；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要有计划地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工资制度；恢复被破坏以至名存实亡的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定工资级别的制度，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计时加奖励的制度，技术考核、定级升级的制度；确定工资标准时，只能以劳动者的劳动为依据，而不能以他们所属的行业和工种为依据；要合理地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要极大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努力学习我们还不懂得的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把经济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些真知灼见在新时期中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胡乔木这个发言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央高层领导的有关思想的综合与发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到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华国锋、李先念等在务虚会召开前就曾强调过。务虚会结束后，要求各部门尽快提出具体落实措施。胡乔木率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熔基等人前往地方进行了调查。

　　为了按照新的高速度进行改革部署，９月24日至10月22日，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李先念等人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华国锋、李先念的讲话精神，提出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会议简报指出：

　　“必须多方面地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大经济的需要。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改变那些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不讲经济责任的老框框、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些变革的必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站在斗争的前列，依靠广大群众，大胆而又细致地去领导这些变革。”[5]

　　各省市的经济领导干部围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九个方面，提出了大量意见，包括：一、计划管理体制，二、工业管理体制，三、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四、物资管理体制，五、财政管理体制，六、劳动工资管理体制，七、商业管理体制，八、物价管理体制，九、外贸管理体制。可以说，会议讨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计划体制的范围。会议还第一次提出改革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办法。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经济管理工作，用经济办法少，用行政办法多，既存在着分散和无政府现象，也存在着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大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统一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等等。

　　关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大家认为：要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中央研究和提出方针政策，制定全国统一计划。地方根据中央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地方计划。

　　关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大家认为：要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关系全局的、产供销由全国平衡的、跨省区的、产品性质特殊的企业由中央管，其余企业由地方管。不论哪一级，都要打破行业和地区界限，组织各种类型的公司。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海粟、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波关于公司的具体主张得到一致肯定，认为：公司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有专业公司、综合公司、服务公司。可以组织全国公司、大区公司、省公司，也可以组织省范围内的地区公司。公司直接承担国家的计划任务，受国家计划和法律的约束，又有独立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力，包括同国外的经济往来。各级公司之间，可以是隶属关系，或者是业务指导关系，也可以是合同关系。公司之上，不再设行业的行政管理机构，统由各级经济委员会领导。随着公司的建立，各部的专业司局和省市区的专业厅局要适当合并，有的要撤销。[6]

　　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管理制度和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7]这实际上已经初步提出了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和开放的要求。

　　国务院务虚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的讨论和思想交流，对以后的经济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会议提出的许多新鲜建议，在80、90年代逐步付诸实施。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经济决策部门和理论研究领域，实际已经有一股呼吁改革开放的春潮在涌动，配合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即将汇成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邓小平的真知灼见在于他较早地看到了引进和改革的关系。1978年9月１５日，他出访朝鲜回国途中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的汇报时说，我们要大量地吸收外国的资金、新的技术、新的设备。令人担心的是国家的体制能不能适应这项工作。他指出，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建设，总的来说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需求。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就有希望。他说，我国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不解决不行。[8]

　　回到北京，他在全国工会九大致词中又说：“各条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