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和全面推进的一年。国家旅游局也集中力量研究旅游工作和旅游体制问题,先后召开了20多次不同类型的会议。6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137次会议,听取国家旅游局局长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7月27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转《关于开创旅游工作新局面几个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如下改革方针和主要措施:
(1)加快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要采取国家、地方、部门、集体和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一起上的方针。
(2)国家旅游局和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都要简政放权。旅游饭店、旅行社和旅游车船公司(队)都应实行企业化,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企业内部要实行奖勤罚懒的承包责任制。
(3)交通运输是发展旅游的命脉,为扩大民航运力,建议成立多家航空公司。同时考虑增开口岸,增辟国际航线。
(4)加强旅游价格管理。旅游价格的管理,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统一对外”的原则,实行分等级、分地区、分季节的收费标准和允许一定幅度的浮动,以增加淡平季客源,平衡计划。
(5)旅游风景区的建设要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分批进行。
(6)应根据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和旅游者的不同消费水平,统筹安排旅游饭店的建设。要以中、低档为主,还要特别注意体现中国风格和地方特色。
对饭店要根据其建筑标准、设备条件、所处位置和服务水平,划分等级,按等定价。同时,要逐步建立饭店预定制度,方便游客。
(7)加强旅游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重视培养旅游专业人才,不断提高旅游队伍的素质。
(8)加强国内旅游管理。积极创造条件,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
(9)旅游经营要注意提高经济效益。旅游活动形式要多样化;旅游饭店要灵活经营;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的生产销售。
同年8月,国家旅游局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对上述改革方针和措施进行了传达部署。
1985年1月3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旅游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散经营,统一对外”的原则。同时决定向各省、市、自治区下放外联权和签证通知权,增加招徕渠道,从而解决了6年来旅游系统上下普遍关注而又几经反复的问题,进一步发挥了地方外联力量,扩大了客源。1985年国际旅行社地方外联人数明显上升,比上年增长36.81%。[1]
上述两个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办旅游的积极性,旅游工作出现了新气象,开始实现四个转变。即:(1)从过去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国家旅游局还安排专款有计划地对旅游风景点进行整修、开发和保护。(2)从过去只抓国际旅游,转变到国际、国内旅游一起抓,相互促进。国家旅游局和地方旅游局设立了管理国内旅游的机构和人员,加强对经营国内旅游企业的指导。(3)从过去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础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加快了旅游设施的建设。一些风景区和旅游度假地,出现群众集资建宾馆,个人筹资办家庭旅馆接待客人的新情况,解决了国内旅游住房问题。(4)过去的旅游经营单位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从所属的行政管理部门独立出来,自主经营,开始改变官商作风,参与行业竞争。
上述四个转变,不仅是中国旅游业改革迈出的重要步伐,也是新中国旅游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到1985年底,全国旅游涉外饭店达到325座,共约12万张床位,比1980年翻了两番。其中利用外资兴建的旅游涉外饭店45座,约2.4万张床位。1985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为1783.31万人,比1980年增长2.1倍,其中外国人137.05万人,比1980年增长1.6倍。全国旅游外汇收入12.5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1倍,实现了“六五”计划期间翻一番的目标。
“六五”计划期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旅游也开始兴起,北京、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已成为国内旅游的热线;每到夏天,秦皇岛、烟台、青岛、大连等海滨城市,国内旅游者云集。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国内旅游人数约有2.4亿人次,回笼货币约80亿元,经营国内旅游业务的旅游企业(旅行社、旅游公司)已有400多家。[2]
[1]转引自韩克华主编:《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2]转引自韩克华主编:《当代中国的旅游业》,第5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