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提出的。由于自然的和历史的、政治的及其它种种因素,我国各地经济发展表现为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我国的沿海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交通发达等原因,经济发展比较快,而内地则相对比较闭塞,主要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比较落后。邓小平的关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互助互利、协调发展,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构想，在1992年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中得到全面、准确的概括。

　　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理论基础是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实质上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

　　1978年以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对于如何有效地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邓小平在总结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后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1]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它地区,其它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

　　邓小平强调：“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3]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所开创的致富之路、所积累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奔向共同富裕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和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经济，并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对后发展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带动后发展地区走向共同富裕。

　　1987年,邓小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上实行“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不是一个地区或东部地区的现代化,而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所以确立了“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以寻求实现最终共同富裕的途径,全面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发展由平衡发展转变为不平衡发展,而不平衡发展的目的是达到最后的平衡,这既符合事物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又符合我国的实际。

　　1988年，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4]

　　1992年，他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要顾全这个大局。二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全国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20世纪末中国经济（包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199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5]

　　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全局，谋求区域平衡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3年10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

　　随着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至此，促进中部崛起成为中央政府确立的继东部开放、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之后的第四个区域发展战略。

　　至此，以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为先导，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探索出了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完成现代化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计划和中部崛起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