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0年，“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董建华、曾荫权所总结的“善用香港的独特优势”，定位和路向清晰。2005年1月，董建华“辞职”以前，在其《施政报告》中，对于这条“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的“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建设的新路曾经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和阐释。董建华指出：“香港经济走出困境，首要原因是香港本身的独特优势发挥了作用。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一个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香港的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成熟，基建设施世界一流；政府廉洁，公务员队伍高度专业和尽忠职守；税制简单，而且税率低；社会秩序和治安良好；背靠一个庞大、高速增长的市场。环顾亚洲，只有香港集上述优势于一身。经过多年发展，这些优势已转化为本地产业的优势。”“经济复苏的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的未来发展定位，确立方向。早在一九九六年，我已建议香港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为中国内地、亚洲以至全世界提供服务。过去几年的施政报告不断探索，分析这次特别漫长和痛苦的经济转型的成因，以及为推动转型而应该确立的策略和路向。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共识，最终确定香港今后的发展必须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 [1]曾荫权当选第二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以后，也反复地向方方面面极力推介“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香港所赖以成功的支柱，包括法治、资讯自由、廉洁政府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是成功落实‘一国两制’的基石，是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2]“这些基石造就了我们过去辉煌的成绩，为日后的成功奠下基础，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一展所长，亦定下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角色，令香港在亚洲别树一帜。”[3]“香港的成功，有赖于香港人务实，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搞乌托邦社会工程。”[4]曾荫权指出：“经过一轮轮沉淀，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我们逐渐找到了共识。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的经济发展一定要以此为立足点。我们无必要心猿意马，任何类型的产业都想沾上一把，这样做，就像一个擅长踢前锋的球员走去踢自己不擅长的后卫，白白浪费自己的长处。香港的长处是金融、物流、资讯、贸易、航运、旅游等服务业，我们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深化这些优势，做到精益求精，我们以往做得好的，将来要做得更好。”[5]

　　香港回归10年，“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董建华、曾荫权所总结的“善用中国内地因素”。“九七”香港回归以后，虽然传统的“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首先就是对香港开放，中国内地和国际接轨首先就是和香港接轨”的“垄断性”、“政策性”优势在逐步减弱，但是香港作为“国际经济中心”、“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其承载的中国内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放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区位优势没有变。“九七”香港回归以前，中国内地因素是香港经济奇迹的最主要的推动力，“九七”香港回归以后，中国内地因素仍然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所以，从“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建设一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香港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要借新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内地“和平崛起”的大势“青云直上”，“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在与对内的中国内地的区域经济合作中、与对外的国际经济合作中，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特色地位，要“善用中国内地因素”。董建华指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是与祖国的繁荣和稳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香港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的基本点；也是特区政府制订与内地关系政策，以致制订香港长远发展策略的一个出发点。”[6]“祖国内地历来是香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来源。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桥梁角色。内地在一九七八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更成为香港生产力的延伸地；香港则成为内地最重要的金融集资中心，贸易中心和运输转口中心。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现在内地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国际商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日益加深。在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不同阶段，香港的角色和功能也会有所改变，因此，我们必须重新部署和定位。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香港如何继续强化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功能；以及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如何在国家以至亚太区发挥首要商业城市的作用。”[7]“我们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要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工商业支持服务、信息、物流和旅游中心的地位，运用新知识、新技术，提供高增值服务，推动新的增长。更明确地讲，强化与内地的经济关系，注重人才投资，加快服务业的提升，是振兴香港经济的主要内容。”[8]曾荫权指出：“愈来愈多市民认识到，港人与内地同胞的关系，是血脉相连、命运相系、利益一致、荣辱与共的。近几年来，香港与中央和内地接触增多，接触层面更为宽广，联系更加紧密，通过优势互补，带来了许多实际好处。”“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商贸渠道始终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我们的发展策略，就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致力加强自身优势。”[9]“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还未改革开放时，香港乘势蜕变为面向国际的贸易枢纽，逐步形成金融、贸易、物流、旅游四大支柱产业。随着内地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中国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系之一。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在思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香港要迎接全球化时代，首先必须在国家发展中找到适当的重要角色。全球化与中国崛起已合而为一，香港适应全球化，与融入内地，并非两相矛盾的发展道路。香港既已回归祖国，更应当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中国和平兴起中担当重要角色，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够令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世界都会。”[10]

　　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一国两制”的“新香港”定位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内地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发生和发展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而提出的“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和“善用中国内地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是倾全力支持和配合的。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狂袭，香港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困难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的铿锵之语：“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11]；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内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而肇香港经济恢复不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请求支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的铿锵之语：“能否促使香港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一国两制’在港成功实践的政治问题。”“中央已作过研究，并且下决心尽我们的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12]绝对不仅仅是所谓的“高姿态”。从香港与深圳市、香港与广东省、香港与珠江三角洲、香港与大珠江三角洲、香港与泛珠江三角洲等不同地区的经济合作，从香港与内地过境通关协调、空中管制协调、大型基建协调、环境综合治理协调、港珠澳大桥建设协调、西部通道建设协调、2008年奥运会项目承办协调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从对香港产品开放低关税和零关税入关、对香港开放人民币个人业务和人民币债券业务、对香港开放中国内地居民“自由行”和“个人游”、对香港开放中国内地优秀人才引进等不同种类的经济合作，一直到制度性的全面开放市场的经济合作——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类自由贸易区”设计——《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CEPA），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的良性互动双赢的产物，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的障碍正在逐步消除。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截止到2005年12月底，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进出口总额1385.8亿美元；其中对香港、澳门出口1260.9亿美元，自香港、澳门进口125亿美元，中国内地对香港、澳门顺差1135.9亿美元。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累计吸收香港、澳门直接投资项目数267064个，实际使用香港、澳门投资2701.4亿美元。香港、澳门是中国内地对外投资最大的境外目的地。截至2004年底，中国内地在香港、澳门设立非金融类企业有2506家，中国内地对香港、澳门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净额累计达310.3亿美元。2005年中国内地在香港、澳门设立中资企业265家，同期中国内地对香港、澳门股本投资15.97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内地境外股本投资（40.7亿美元）的39.2%。”目前，香港、澳门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和对外投资目的地。香港、澳门“对中国内地经济的起飞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内地作为香港、澳门经济的腹地，为香港、澳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3]进入2007年以后，为了支持和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香港、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格局，提出“加强和推动内地同港澳在经贸、科教、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继续实施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加强内地和港澳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14]的指导思想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又适时推出了具体化的、操作层面的《“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的行动纲领》，进一步把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全面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