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澳门回归10年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其“一国两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否认“‘一国两制’已经在“新澳门”由科学构想变为生动现实”、“‘一国两制’已经真真切切地融入‘新澳门’的生活”的事实，是不客观和非理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和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必须认真地总结“新澳门”十年经济发展之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否认“一国两制”在“新澳门”实践之探索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同样是不客观和非理性的。

　　澳门回归10年，其经济发展所存在和面临的最大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就是龙头产业——博彩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与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系问题，这是“新澳门”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性结症所在。

　　事实上，早在1960年澳门经济现代化之旅启程以来，如何正确处理龙头产业——博彩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与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系，就一直是困扰澳门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一个非常突出和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而且始终没有寻找到一个治标治本的解决之道。“九九”澳门回归以前的几年间，澳门经济发展的困难，主要表现为“独撑半壁江山”的“主业”——博彩旅游业的严重萎缩而拖累相关“副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的不景气，导致整个澳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规模徘徊不前甚至下滑。“九九”澳门回归以后的十年间，澳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一枝独秀”的“主业”——博彩旅游业“井喷”式的膨胀严重挤压了相关“副业”——房产建筑业、银行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以及新兴产业——电子通讯产业、影视制作产业、中医中药产业等的发展甚至是生存资源和空间，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中日益严重的或隐或显的经济危机和经济风险四伏，并且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导致整个澳门的经济“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堪忧。

　　澳门回归十年，原来“独撑半壁江山”（博彩旅游业产值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40%左右，专营税占财政收入的60%左右）的“主业”——博彩业，由于内部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赌权开放”的直接拉动以及外部中国内地对澳门开放“个人游”、“自由行”的间接推动，其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出现了“井喷”式的膨胀，形成了其在整个澳门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中“一枝独秀”（博彩旅游业产值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专营税占财政收入的80%左右）的“垄断”局面。一方面，它直接带动了“新澳门”经济形势的“阴”转“晴”，自“九九”澳门回归以前连续四年的“负增长”和不景气，至“九九”澳门回归以后“恢复性增长”和“发展性增长”（或曰“扩张性增长”）以及全面繁荣；另一方面，“新澳门”龙头产业——博彩旅游业的全面复苏和振兴，并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拉动、推动和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全面复苏和振兴，并没有能够实现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之“各行业协调发展”和“适度多元化发展”的预期目标。不仅在龙头产业——博彩旅游业以外的相关产业和新兴产业没有实现同时复苏和振兴，而形成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百业俱兴”互为支撑的“协调发展”和“多元化”局面，而且，就是在龙头产业——博彩旅游业以内的除博彩业以外的“大旅游”各业如会展、休闲、度假、观光、购物等也没有实现同时复苏和振兴，而形成整个博彩旅游业“百业俱兴”互为支撑的“协调发展”和“多元化”局面。也就是说，“九九”澳门回归以前经济发展中的积弊和顽症——过度依赖博彩业的单一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并没有能够在“九九”澳门回归以后得到根本性的调整和改变。

　　正是由于整个澳门的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过度依赖博彩业的单一性在“九九”澳门回归以前、以后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调整和改变，所以，其中一直存在着的结构性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也就不仅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而且随着近几年澳门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超常规”放大而“超常规”放大。如整个澳门的经济体系、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非常差的易波动性和脆弱性，澳门社会内部或外部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因素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牵动澳门经济发展反复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九九”澳门回归以前内部的“治安不靖”问题、外部的亚洲东部区域性的金融风暴，“九九”澳门回归以后内部的非典型肺炎的冲击、外部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的冲击，都直接引起过或正在引起澳门经济的衰退，而且复苏乏力。由于“独撑半壁江山”直至“一手遮天”的博彩旅游业对于澳门的经济发展本来就非常有限的资源和空间（突出者如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的严重挤压，传统产业如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的振兴没有支撑力、新兴产业如“大旅游”产业、“大文化”产业没有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整合点，均没有回旋余地而“另辟蹊径”或“重整河山”。而整个澳门的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能够实现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之“各行业协调发展”和“适度多元化发展”的预期目标，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式的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尤为严重的是，近几年博彩旅游业“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大跃进”，几年时间走完了本应该有序、有度十几年走完的路，还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澳门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澳门本地居民整体和普遍的生活水平、生活素质以及满意度、幸福指数的改善和提升，整个澳门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坚尼系数”不是降低而是提高。如澳门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澳门本地居民整体和普遍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舒适度、安全感的改善和提升，整个澳门社会的“易居性”与“和谐性”不是向善、向好而是向恶、向坏。就是就博彩旅游业本身而言，近几年“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大跃进”，造成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经营的困难，监管法律、监管制度、监管措施严重滞后，而一系列所谓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如本地劳工和外来劳工的矛盾和冲突，本地资本和外来资本的矛盾和冲突，博彩业大企业和制造业中心企业的矛盾和冲突，澳门的“赌权开放”以中国内地游客为主资源的发展战略和中国内地严格“禁赌”的“铁政策”的矛盾和冲突等，不过是整个澳门经济包括博彩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必然性反映和具体表现罢了。一旦，澳门经济发展的总体环境和形势出现逆转，任何一个“导火线”如果处理不慎，都有可能引发澳门本地居民对于澳门特区政府施政的不满甚至是对抗，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遭遇严重的挑战和考验。这并非杞人忧天和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