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①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强奸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政治斗争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文革”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邓小平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①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邓小平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游行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的研究与拷问。

　　出了昔阳，回到北京，吴敬琏一身轻松。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变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吴敬琏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的。他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迎面撞上经济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将他抓住，对着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颤抖地说：“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两人喜不自禁，当街相拥。

　　此时的吴敬琏，已年近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