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摧毁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是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巨大解放。如何在土改运动后进一步提升中国广大乡村的农业生产力？这是摆在中共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土改后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方向。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中共党内曾产生过激烈讨论，并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先合作化、后工业化；另一种意见主张先工业化、后集体化，等到农民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后，等到农业机械化实现之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

　　前一种观点就是倡导农民互助合作，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实际上仍然是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来提高农业生产力。有人指出：“近年来华北区的农业生产虽有很大进步，但基本上仍保持着落后的生产方式。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广大农民便不能富裕起来，农业生产也难得到迅速发展。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经过合作社逐渐走向集体化。就是说：除在供销方面将农民组织到供销社里以外，还要在生产上把农民吸引到合作互助的组织中去。这种合作互助组织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是农民由穷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是现阶段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也是逐渐克服农业生产的分散落后状态，并走向集体化现代化的必经过程。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互助组工作，加强对互助组的具体领导，使它更加普及和提高。”[1]也就是说，要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

　　后一种观点则着力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改进现有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农业耕作条件，实际上是要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从当时各地的调查材料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土改运动后农民为了提高生产力，要求改进农具、提高农作技术的呼声是很高的。如河北省邯郸专区，“农民迫切要求耕作、浸种、管理棉花治蚜等技术。许多农民在地头、地边划出一、二分土地做浸种发芽率的试验，还有的在家里盆盆罐罐摆着的到处都是发芽的试验。”[2]另据新华社报道，“在改进技术方面，华北农民普遍的要求是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农具、土壤和耕作方法，增施肥料和改进施肥技术等等，而最迫切的要求则是防治病虫害。”农民说：“生产政策对了，治不了虫也是枉然。”[3]

　　大量事实证明，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不失为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如平原省的农民调查显示：“农民要求把辘辘换成水车，小车换成大车，小牲口换成大牲口，使用优良种子，学习除虫方法。特别是生产积极分子一听说有新的农具，就格外欢迎，要求眼见手试，并到处打听价格。劳动模范最喜欢的是得到新式农具的奖品。”[4]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劳动模范李顺达介绍说：“农民们对新式农具和先进的耕作方法感到很大兴趣。我带头推广两条腿耧、单把犁、解放式耘锄等新式农具，大大节省了人工。使用解放耘锄，三个人一天锄十亩地，能顶20个人工，所以很多人都要求购买。”[5]

　　不仅如此，土改后的翻身农民还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了许多创造和发明。为防治病虫害保证禾苗良好成长而进行的浸种拌种工作，已为华北广大农民群众所推行。察哈尔1950年春播地绝大部分经过浸种。山阴等县温汤浸种约占春播地总数65%。山西浸种、拌种达全省播种面积77%。晋城县去年谷物浸种的仅百余亩，1950年浸种即增到19万余亩。平原省安阳县有260多个村开设“小农场”进行浸种发芽试验。[6]山西劳模技术能手刘聚宝选育出早北瓜，早玉茭，早熟稻等品种较当地一般品种可早熟半月。山东文登农民选出扁穗小麦，较一般品种增产二成以上。河北大护驾庄劳动模范高贯斗，将全村19顷碱地改良了18顷，可提高产量3倍。农民在天旱时发明了豁沟待雨的办法，遇小雨就可以下种出苗。[7]这些情况说明，广大农民在土改后从生产技术方面提高生产力进行了不少尝试。

　　各地人民政府对于农民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要求，均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山西省人民政府为扶助农民选择优种麦，投资即达80万斤米。河北、平原两省曾贷发优良棉种近千万斤。在推行浸种、拌种、除虫中，人民政府更以全力帮助解决药剂器械等困难。华北五省共计贷、售喷雾器45000架，各种农药22万余斤。除了这种物质的援助之外，农业技术人员的训练与派出也较往年增加数倍，河北省仅衡水一县即训练种棉技术员千人。各地农民十分热情地接受了这种支援，亦纷纷自动成立技术推广的组织，广泛建立优种繁殖户、特约农家等，仅河北省束鹿等六县的102个村庄中，即成立了270个技术研究小组，有1082个推广户参加，组成了17个推广网。[8]

　　对土改后农民生产技术方面的成绩，农业部长李书诚在1952年总结时给予高度称赞。他说：“三年来农民生产技术已经有初步改进。积肥、施肥、选种、浸种、防治病虫都已经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全国施肥面积增加了15%，施肥量增加了30%。粮食作物的优良品种已经推广播种二亿多亩，棉花优良品种已经占棉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很多农场和先进的农民，全面地改进了栽培技术。他们接受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实行合理密植和深耕，同时对整地、施肥、选种、播种、中耕、灌溉、防治病虫等，也都创造了一套成熟的经验。”[9]应该说，农民在土改后通过生产技术的改善来提升生产力的道路还是可行的，并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

　　因此，在土改运动之后，中国广大农村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提升农业生产力的途径。是走先合作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还是走先工业化、后集体化道路？中共中共及各地人民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探索和抉择。在土改运动之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最后选择了先合作化、后工业化的道路。

　　本文摘编自《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