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土改以后选择了先合作化、后工业化的农业发展道路，是由当时多种因素促成的，有着相当大的合理性。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需要农业提供更多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而在短期内促进农业增产而投资最少的办法，就是农业合作化。对此，当时负责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作过精辟的阐述。在此不妨以陈云对农业增产途径的探索为例，略作分析。

　　时任中财委主任的陈云对恢复农业生产及粮食增产问题格外重视。在他看来，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是农业生产的恢复，而农业生产恢复的主要标志，则是粮食产量的恢复和提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增产是农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粮食则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化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物资。所以，陈云始终将农业增产和粮食问题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给予高度重视。他强调：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是进行新的建设，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将农业置于整个经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地位。即便是在1960年国民经济面临困难时，他仍然强调要从“增加农业生产”入手，将粮食增产作为摆脱困难的首要因素。[1]他在《粮食问题与市场问题》中强调：“粮食问题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经济局面。要把被动的局面转变为主动，粮食问题也就是农业问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2]

　　正因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和对粮食在国民经济中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故陈云自始至终重视农业增产问题。他回顾道：“对农业增产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吃饭穿衣问题。同志们知道我是管这一套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他指出，“农业增产是头等重要的大问题。”[3]并强调说：“我们发展农业的目的，是解决吃饭穿衣问题。”[4]既然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吃饭穿衣问题，而该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农业增产，那么，如何促进农业增产（实际上就是粮食增产），便成为陈云反复思考的重心所在。

　　在建国之初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陈云开始了对中国农业增产之路的摸索。1949年9月22日，他与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1950年要确实把生产运动作为全党全年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争取把农业生产提高到战前水平；[5]次年2月3日，他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全国农业生产会议情况，认为农业生产方针以恢复为主，老解放区要恢复到接近战前水平，一般地区要把现有水平提高一成，新解放区要保持现有水平。[6]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并促进粮食增产问题上，他认为增产的办法很多，应该“在生产上帮助他们增加产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种子，减少畜瘟，使他们减少损失。”[7]尽管这里提出了多种增产的办法，但他经过比较后认为，恢复农业生产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改，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防止水旱灾害。[8]这就是说，土改与水利并重，是陈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关于农业增产的基本观点。

　　土改运动是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政治保障，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重新配置生产资料诸元素来调动农民积极性，以此达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土改对解放和恢复农业生产力起了很大作用。水利建设则是改变自然环境，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生产保障。陈云提出的这两项要素，确实抓住了农业发展的要害，成为建国初期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政治和经济保障。

　　土改运动以后，中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有开荒、水利、养猪积肥、改良种子等途径，陈云经过反复比较后认为，尽管开荒、水利、养猪积肥、改良种子都不失为农业增产的好办法，但都不如农业合作化见效快。陈云在回顾自己探索农业增产之路时说：“第一个想到的是养猪积肥。1951年几个大区开会时，就强调养猪积肥，即养猪积粪，积粪肥田，肥田增产，增产又可以增加饲料。”他为此事专门与有关专家讨论过。一头猪积的粪肥田，所增产的粮食够不够一头猪的饲料？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说够，陈云不大相信，便去问苏联专家、农业总顾问马斯洛夫。他说苏联的经验是完全不够。后来，陈云专门到乡下去问家乡的农民，他们也说不够。陈云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养猪的数量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尽管当时设想养2亿甚至4亿头猪，但最多只能2.5亿头左右。所以，他得出结论：“完全靠猪粪也不能解决粮食增产问题。”[9]靠猪粪不能解决粮食增产问题，接下来他便想到了开荒和兴修水利问题。对于开荒，如上节所述，他认为投资成本大，难以短期内达到增产目的。对于兴修水利，尽管他始终认为这是农业增产的重要办法，并在农业经济恢复时期显示了巨大成效，但因投资成本大，也不是短期内增产的快捷办法：“中国的水是个问题。我曾经把李葆华同志找的日本的材料、中国的材料、水利专家所写的材料都看了一下，也研究过，这个问题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见效的。”[10]

　　开荒、养猪积肥、水利等办法都不能使农业在短期内增产，那么有没有短期内粮食增产之道呢？陈云反复比较后认为，农业合作化是一个短期内增产的好办法。他称赞合作化增产“来得快、不花钱。”通过合作化促进农业增产的思路，是陈云反复比较诸种增产办法后形成的。在编制“一五”计划时，陈云对农业生产问题作了系统思考，并对粮食增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作了精辟分析。他认为，要实现“一五”期间农业增长28%的目标，开荒、修水利等办法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大规模兴修水利和开荒，需要大量投资和大批拖拉机，而且见效慢，最快的办法是靠农业合作化。他分析说：兴修大的水利，比如利用黄河、淮河等水利灌溉3亿亩地，可以增产250亿斤粮食，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办到的。开垦5亿亩荒地可能增产1000亿斤，但是需投资250亿元，并且要有拖拉机20万到25万台，这也是现在力所不及的。因此，他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发展靠兴修大的水利和开荒是不行的，最快的办法是靠合作化。根据已有的经验，农业生产合作社可增产15—30%。如果全部合作化，全国即可增产1000亿斤粮食。”[11]这是陈云对中国农业增产问题探索的一个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