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同志年长我5岁，虽然早年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我对他是闻名已久。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担任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的秘书长。当时按照会前的中央人事安排，作为上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是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但是，由于他自身以外的原因，力群同志出人意料地连续在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和稍后进行的中顾委常委（他也被列为候选人）的参选人提名中被排除，最后只担任了中顾委委员职务。出于对老同志的关爱，党中央规定中顾委老同志可以只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中顾委的活动不必事事都出席。因此，在中顾委开会或开展工作时，请假者为数不少，甚至有个别同志一次活动也不参加。邓力群同志却不以他不得已只出任中顾委委员的特殊境遇为怀，几乎是逢会必到，恪尽一名中顾委委员的职责，表现出坚定的党性和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中顾委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同志要求我加紧组织处理中顾委剩余的工作和人员安排以及文件交接等事务，务必于12月31日前结束全部工作，保证所有人员撤离中南海。这时，已经担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邓力群同志几次邀请我担任1990年新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所长。对此，我有些顾虑，主要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学历，文化程度不高，对历史问题没什么系统研究，怎么能当好这个研究国史的单位的领导呢？更何况又已年逾古稀。我几次婉拒，但力群同志仍坚持他的建议。不得已，我向主持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副组长薄一波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薄老劝我说，你去当代所就是把握总体工作方向，把干部工作搞好，其他的业务工作有邓力群在，你有意见就提点意见即可。后来，薄老还专门就此事当面请示江泽民同志。在得到江泽民同志的认可后，1993年6月，力群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当代所办公会议，宣布我到当代所工作，并同意我关于用一段时间多了解些情况后再正式宣布对我的任命。当年9月21日，力群同志在所办公会议上正式宣布我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那时，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当代所的基本工作架构已经搭建起来了。首先是建了一个所务委员会，作为所领导机构讨论和决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所务委员最早包括《当代中国》丛书的主编邓力群、马洪、武衡同志和安平生、郑惠、徐达深、马仲扬、詹武、丁伟志、李智盛、刘中海、吴家珣、段若非等。这些同志中，有的是长期在理论工作一线的理论家，有的正在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有的刚刚从领导工作一线上退下来。他们或者兼职，或者专职，但都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当代所的建设和国史研究事业之中，为当代所初期的创建和各方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到当代所后，在力群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将当代所的领导体制明确为所长负责制，决定重大问题的是所长办公会，实行集体领导。当时安排《求是》杂志的原总编辑有林同志为副所长，后来又选拔张启华和程中原同志为副所长。所务委员会继续存在，但主要是发挥学术咨询指导作用。在学术组织方面，先前已经组建了所学术委员会、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和中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制订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另外，还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研究、宣传国史的社团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负责编辑、出版国史著作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创办了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内设置了各研究室和负责行政后勤、科研管理的部门，并陆续给相关岗位选调、配备了比较强的干部。在力群同志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很有声势；同志们干工作也都很有朝气，有力争朝夕的感觉，为全所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1993年6月到当代所时，当代所还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临时借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办公。为解决办公用房问题，力群同志从建所开始就亲自多方协调。到1991年初，几经周折，经过多次考察，最终选定在西城区厂桥北京市风机厂旧址（现当代所地址）。我到所的时候，正赶上业务楼开始施工。7月中旬，我陪同力群同志去施工现场考察。力群同志非常细致地向负责施工的同志询问情况，对建设工期、施工质量等都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从业务楼的选址、方案选定、施工到最后落成，力群同志都亲力亲为地全程参与，倾注了大量心血。 

　　力群同志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当代所的科研工作，也就是国史研究工作。在他亲自拟定的1991年工作计划中，制订了“边建所，边开展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他一边领导建立、健全所内业务机构和制度建设工作，一边有计划地开展国史研究工作。他非常重视研究人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组织大家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认真阅读有代表性的国史著作开始，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国史研究中的影响；他根据当年跟随毛泽东同志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亲自编辑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组织所内业务人员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召开后，配合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他组织专人分类编辑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国史研究。邓力群同志十分注重发挥同志们的集体智慧，积极倡导自由研讨的会风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他的领导下，当代所定期举办国史研究讨论会，组织中青年科研人员座谈会。经他倡议，当代所自1996年开始举办双周学术座谈会，一直到2000年他都坚持参加研讨，凡参会必做发言，凡发言必做准备。记得1998年单是研究新时期历史的座谈会就开了17次，他在双周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讨了新中国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历史问题，他的历次发言成为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基本指导意见；为了广泛了解社会上的研究状况和推动全国的国史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当代所先后召开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社会主义改造暨《论十大关系》发表40周年、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纪念新中国成立50周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等学术研讨会和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地方国史研究工作会议等。力群同志非常看重调查研究对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开展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后来陆续出版了《大中型企业调查》丛书），定期邀请相关实务部门的领导同志为所内同志做报告、讲座，以此让研究工作尽量紧密联系实际，尽量不脱离实际；他很重视图书资料工作，强调要全面收集国史研究资料，努力建设国史专业图书馆，组织接受胡乔木同志历年积累的社会科学类4万余册赠书，建立了“胡乔木书库”；与此相关，邓力群同志把他本人保存的整套中央文件和与党史、国史有关的档案文献全部移交给当代所档案处，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所在旧版图书和档案资料方面的困窘状况；他以继续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基础，陆续开始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的编写工作（已经公开出版18种），推动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包括朱德同志传记以外的《彭德怀传》等八大元帅传、十位大将传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29种，还适时组织了其他一些国史著作的编撰工作。到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当代所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读本》（干部读本、学生读本、战士读本）、《祖国宝岛台湾》（彩图本、中学生本、小学生本）和一些专题论文集、资料集、大事记，以及张闻天、胡乔木等人物的文集、年谱研究系列书籍，并和中央电视台等联合摄制了12集电视文献片《新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完成了152卷、210册《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及其电子版的出版。为此，江泽民和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对当代所成立后在力群同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地肯定。现在回想起来，力群同志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基础，而且熟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很多重大决策的始末，因此，自从他担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并领导当代所工作后，他对国史的研究是系统的，资料工作也很扎实，真正是在当作一门学问在研究。他抓国史研究工作也很有章法，很科学，成效也非常显著。 

　　力群同志开展上述工作的目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工作奠定基础。1991年7月，力群同志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建情况的报告》，汇报了当代所一年多筹建的情况和面临的“写出一部质量较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九项任务。自8月3日起，胡乔木、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先后批示同意，并强调要先把《国史》搞好。此后，报告又经李瑞环、李鹏、江泽民同志圈阅，当代所以国史研究为核心任务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199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设立序卷是力群同志和安平生等同志对国史的本质、任务、宗旨进行深入思考，并和参加编写的同志反复讨论后所做的决定。目的是依照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龙”，使读者可以领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领会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中国历史的选择和必然。《国史稿》序卷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杨尚昆、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一成果对当代所及全体同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为加快《国史稿》的编写和便于送审出版，8月22日，薄一波同志的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传达薄老关于《国史稿》可以邓力群主编的形式送审出版的指示。当年12月30日，在力群同志主持下，当代所向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关于国史多卷本编纂工作的报告》，提出了《国史稿》一至四卷征求意见与修订、送审和出版的具体计划以及做好其他相关工作的设想。这为后来正式出版的多卷本《国史稿》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力群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所同志10年的共同努力，1949~1984年的四册《国史稿》几易其稿，基本定型。 

　　2001年初，当代所的体制有所变化，由初建时期直接隶属中央党史领导小组领导，行政事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转而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我也终于卸下当代所所长的担子。此后，对于力群同志是如何继续为国史研究事业倾注心血的详细情况，我了解得不多，但是知道他始终关注《国史稿》的修改和出版工作。鉴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国史稿》的修订和出版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况，为了不影响当代所履行新的工作任务，力群同志要我牵头组织原来参与《国史稿》编写的骨干，主要是一些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多数已年过古稀），反复研讨和修改《国史稿》。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当代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国史稿》的修订、送审和出版工作重新启动。我们也加大了修订的力度。说起来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那时原来的撰稿人均已退休，而负责审稿的副主编、顾问等年龄更大。记得有一次在宽沟开审稿会，大家掰指一算，与会者的平均年龄竟超过80岁，大家轰然而笑。但是最使我们感动的是，力群同志多次认真地听取汇报，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借助微弱的听力，吃力地听取身边工作人员贴在他耳边朗读《国史稿》的一些重要章节，并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又阐述了许多真知灼见。就这样，2012年国庆前夕，凝聚了几代国史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书稿出版后，我应邀在《光明日报》上以《20年风雨写春秋》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特别强调，“力群同志以耄耋之年，主持了这项事业”。我听他的秘书介绍，书稿出版后，他们将样书送给病榻上的力群同志。他将书稿贴在脸颊上，反复抚摸，一再嗅闻书稿的墨香。其情其景，令人感叹不已。《国史稿》历时20年的编撰、送审、修订和最终付梓出版的历程，生动说明了以力群同志为代表的国史工作者，从事这项事业时始终怀揣着的神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凝结着力群同志最后的心血。2014年冬天，我去北京医院看望力群同志。他拉着我的手说：“力安啊，小平、陈云、尚昆、乔木、薄老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呀。我们只能勉强说完成了一半。”我说，“我们把《国史稿》写出来了，出版了。”力群说：“当年，他们是让我筹建国史馆，这件事，我完不成了，你要接着干下去。”当时，我握着力群的手，情绪也很激动。力群同志所说的筹建国史馆，是指1990年中央安排他出任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时，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建专门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国史馆。当时他和胡乔木同志商量，应先把工作开展起来，而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大的声势，就建议中央批准设置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过渡。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同志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力群同志让我接着干下去，意思是筹建国史馆这项工作要继续，并不是真的要由我去干，因为那时我也已经94岁了。但是，他的话反映了他对国史研究事业的深深惦念。总之，邓力群同志对于国史研究事业居功至伟，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学科的开创者是不为过的。 

　　我后来想，《国史稿》的出版，对于践行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深谋远虑，对于完成他们成立当代所的初衷和设想，实际只是迈出了一小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着新的辉煌历史。在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中，习近平同志多次阐明党史、国史的重要性，认为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我们国史工作者“修史、资政、育人、护国”的使命正未有穷期，任重而道远！ 

　　作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　李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