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61年5月初被调到《红旗》杂志社50多年来，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求是》杂志社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这些年，我虽然不如有些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工作能力方面进步那么大，但还是有所前进的，而这同力群同志的教育和熏陶有直接关系。我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起草文件、写文章、编书，从中受到启发，提高认识；他对同志坦诚、率直，常常毫无保留指出我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应如何改正和弥补。他有很多长处值得学习，我仅就感受最深之处谈些想法。 

　　一、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以此教育部下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包含在力群同志的许多讲话和文章中，直接以此为题的就不少。如1982年3月23日，他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第一组发言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1983年1月8日，他在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题目为《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7月17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题目为《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月21日主持撰写的研究提纲题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些讲话和文章，既讲了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党员必须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动摇，又讲了必须把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的任务结合起来。他说：“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或‘社会主义阶段’——引者注）的建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我们常说，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是说从比较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经过长久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良好的愿望下把这个过程看得太容易了，结果发生了一些失误，特别是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提纲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同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指出这些问题都是现实任务，必须很好地进行宣传和为其实现而努力奋斗。总之，要把现阶段的实践同远大的理想联系起来。我参加过讨论，从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和教育。为了宣传提纲，中宣部组织撰写了40多篇文章附在提纲后，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在内部发行，本人也提供了一篇文章。 

　　力群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还表现在他的行动上。“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遭到隔离、批斗，先是在机关，后又被押送到《红旗》“五七”干校。在干校，他的劳动可以说是最重的，对他的审查可以说是最严苛的，但他心态一直非常乐观。他刻苦学习后面再说，这里先说使我至今难忘的两件事。 

　　一件是对我。我下干校情绪有些消沉，他看出来后对我说：你的错有我多吗？振作起来，挤时间好好学习。他还给我出了个学习和研究的题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并把他带到干校有关的书借给我。这些书当然不够，我的爱人节日可以回家，我让她分几次把家里的有关书刊带来，读后抄了几千张卡片，整理出一篇《如何评价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的文稿，于20世纪90年代初公开发表了。他不但鼓励过我，也鼓励过别的同志。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是他敢讲公道话。“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年轻人（包括年纪比较轻的人）给吴江等提过批评意见，说重一点是受过批判。在干校，陈伯达搞了个反对他的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小集团”基本上是些年轻人。后来吴江进了“材料组”，成了军代表的“高参”，借机对批判过他的年轻人进行报复。力群同志在一次会上批评他们说：你们用年轻人对你们的方法对待年轻人，对吗？难道你们在原来的岗位上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我自己当时就有缺点错误，群众的批评有不少是可以作为经验教训吸取的。他刚一讲完，军代表就回击说，你是重点审查对象，有什么资格讲这样的话？可是很多在干校的人却不这么看。不少人认为力群同志讲得对，并且佩服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二、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力群同志之所以具有如此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同他不断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他很早就注重这方面的学习，在干校那样的环境下，他还争取每天晚上读三个小时的书。五年时间，《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段都反复思考。三本《剩余价值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哲学著作都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有关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部分也重读了。《毛泽东选集》反复读了24遍。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共产主义信念大为增强。在此期间，他还把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的文章和讲话列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他很注重学以致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调查研究等方式了解实际情况，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早在东北参加土地改革时就对东北农村情况做过调查并出版了小册子。过了几年，他又和杨松编写了《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于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来进行的社会调查也有多次。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不只是身体力行，还教育他领导下的干部也这样做。他在《红旗》杂志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辑时，就在1961年提议编委会专门做出加强学习的决定，要求编辑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读同自己专业有关的名著和基本著作，读有关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一些最基本的著作，从而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文化修养，朝着成为党的某一方面有学问、有知识的专家方向努力。为了保证学习更有成效，编辑部实行上下班制，即将编辑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当班搞编辑工作，一部分下班读书、搞调查研究。两班定期轮换，结果使编辑部内形成一种追求学识、了解实情、提高写作能力的风气。我进了《红旗》所在大院，就感到如同进了一所大学堂。那时，几乎每个编辑人员吃过晚饭后，很快回到办公室读书、看材料和研究问题，晚上十点前大楼灯火通明。 

　　通过这种办法，确确实实培养出一批理论宣传工作的骨干力量。就我而言，比起以前也有很大提高。《红旗》为了锻炼干部一般采取由领导带领几个人一起写稿、改稿，但有时也交由一个人写。1963年4月初，邓力群同志布置我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宣扬用资产阶级国有化取代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他们竭力鼓吹实行以国有化为中心的一套“改革”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用不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力群同志说，以前我们批判过这种观点，但批判得很简单。现在需要写一篇文章进行深入批判，要用事实来阐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实行国有化，这种国有化对谁有利，其性质是什么。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摘抄了几百张卡片，并拟出了一个提纲，标题为《关于资产阶级国有化》。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发展过程和现时情况；第二部分从资产阶级国有化的对象、方式和后果几个方面来论证其性质；第三部分论述资产阶级国有化同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根本区别。向力群同志汇报后，他表示同意。写好后他要了几份，不知除了他自己审阅外，又送给谁看了，但都没有提出修改意见。过了几天，他告诉当班编委，文章在《红旗》第六期发表。刊登后，《人民日报》作了简要介绍；《北京周报》翻译成外文转载，收到英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六七封来信表示赞同。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但写这样比较重要的文章还是第一次。之所以能写成，是和力群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三、坚持真理，毫不动摇 

　　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件事。 

　　一件是由他主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初，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邓力群同志是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政研室成立后做了许多工作，对力群同志影响最大的是主持撰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篇文稿，前后有十几个人参加撰写，经过反复修改，但都不成功，最后由力群同志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完稿。但稿子还没经过几位负责人讨论，没经胡乔木同志审阅，更没送邓小平同志之时，由于内部造反派的上告，姚文元就派人来要稿子。力群同志马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并表示与别人无关，完全由自己负责。“四人帮”对这篇文稿非常反感，姚文元作了47处批语，称其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他们把“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这篇文章叫作“三株大毒草”，分别印发了8000多万册。实际上和他们的愿望相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广泛宣传了这三个文件。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才看到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和我有直接关系。1975年夏，我从《红旗》杂志“五七”干校被借调到政研室，和共同借调来的林子力、俞明仁做经济方面的工作。当时“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根大棒，用来攻击那些坚持发展生产的各级干部，并为此制造了许多理论混乱。为了澄清理论是非，我为政研室代管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准备出版的《思想战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一篇题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研室被诬为“黑风口”，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我只好回家等待分配。回来后，遵循力群同志在我下干校时的提醒，和林子力商定合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读前三卷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手稿，我从第四卷开始读，并经常在一起交谈。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我带着前述两篇稿子到力群同志家，把稿子交给他。他翻了一会说：现在只是讲正面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那些谬论尽可能地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而且越早搞出来越好。你一个人力量单薄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回来后，我立即找林子力，向他说了力群同志的意见，他完全同意。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干起来，写作地点在我家里，我老伴既是服务员又是厨师。后来我分配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条件就好多了。 

　　开始时请于光远同志作指导，但这位同志有个特点，他的兴趣非常广，今天注意这个问题，说不定明天又注意另一个问题，指导了一段时间后就关心别的问题，不大见面了。我们只好按照力群同志的设想两个人自己干，但也得到两个人的帮助，一个是政研室的冯兰瑞同志，她帮助联系国务院印刷厂给付排；另一个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戴成，提前参加编辑工作，一开始就时常来。 

　　到了1977年2月底，经过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稍加修改的付排稿算是赶出来了。邓力群同志把付排稿送给尚未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子力、戴成立即去广东，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征求意见稿。广东出版局和出版社抓得很紧，一边付排，一边交我们校对、修饰，到了6月初书就印出来了。虽然是征求意见稿，发行至少在十几万册以上。 

　　8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谈到这本书时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我理解，小平同志后边的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写得不够尖锐，另一层是为我们打气。因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用过“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语，而是中国两位名人在“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学术用语提出来的，但是却上了中共九大报告。这在“两个凡是”盛行的情况下，无论是把这个用语加以肯定，说“四人帮”攻击主张发展生产的人是反对“唯生产力论”的纯系诬陷；或者既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贬义词，也不把它作为科学术语，我们认为相对来说用后者对“四人帮”的批判会更有力，也更科学。我们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参照了斯大林批评第二国际领导人所说的“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说法，使用“庸俗生产力”论，并且指出“四人帮”批判的并不是庸俗生产力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是顺便说一下，现回归正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深入思考，又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由10万字扩充为14万字，书名也由《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并于1978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数远远超过征求意见稿。两稿均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节目中先后广播，《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都摘要转载。 

　　上述事实表明，这本书的成功是受到力群同志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也可以说是完成了他所分配的任务。 

　　四、批判“四人帮”对商品经济的“批判”，宣传和推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77年7月，力群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兼理论组组长。我和卢之超、李智盛、林子力、卫建林等相继被调入。在力群同志主持下，从10月开始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另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后一份材料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77年12月出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财贸小组领导人姚依林、陈国栋都同意文章的观点，后送纪登奎、李先念，他们也同意。为了更加稳妥，曾经连续召开几次座谈会，赞成的人并不多。为了争取更多的人赞同，力群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讲了三四次，对参加党校学习的干部是有启发的。经过扩大宣传并经过胡乔木同志修改，文章终于先以“向群”的名义于1978年5月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以“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署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力群同志带领理论组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主持起草国务院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文件。 

　　首先是《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通知》是力群同志起草的，除了“理直气壮”四个字是纪登奎加上的以外，全是他的手笔。《通知》于1977年12月16日在《人民日报》上登出。 

　　还有起草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在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最重要的是华国锋同志的讲话。邓力群同志提议并经姚依林、陈国栋同志同意，理论组的我、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参加起草，还提议邀请财政部、商业部、人民银行等单位派人参加。华国锋同志讲话写出后，力群同志请胡乔木同志来指导。乔木同志看了初稿，认为稿子是写理论文章的口气，不像一个党的主席的报告，于是他一边听情况介绍，另请几个人参加商讨，一边深入思考，随之动笔修改。改稿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阐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四个方面的关系，特别强调了财贸工作的重要性。改稿等于重写了，现实性和说服力比原稿强多了。华国锋同志同意乔木同志的修改稿，在7月7日大会上照此发表了讲话。我从这件事情上受益颇多。 

　　力群同志大力宣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不止于此，1979年3月12日，他在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以《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为题发表讲话；8月29日，在国家经委和全国总工会举办的第二期企业管理研究班上发表的《谈谈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讲话，都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出发，提出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两次讲话稿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力群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的纠正是积极的，并且做了许多工作；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积极的，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有一件我直接接触、深受教育的事不能不说一说，这就是关于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讲话前，邓小平同志从会议简报中看出会上出现了一股错误思潮，其中有少数人发表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持此观点的人中，有的又和社会上公开进行非法活动的人有联系。小平同志感到事态严重，绝对不能任其发展。他找到与他有同感的胡乔木，讲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决定亲自出面讲清，请胡乔木协助他起草讲话稿。胡乔木按照小平的意思把讲稿起草出来。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大约是最后定稿前，乔木同志又对讲话稿作了文字修改。考虑到使稿子更加完满周到，他又让邓力群同志过一道。力群同志把我和卫建林同志找来认真读了一遍。在读的时候，他还不时谈他自己的认识。我虽听过小平同志的讲话，但聚精会神地读一遍并听了力群同志的谈话，认识大为加深了。 

　　五、对毛主席崇敬和热爱 

　　这一点，在《红旗》杂志社时我就有深刻体会。那时，力群同志列席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和参加中央文件起草，每次都在编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传达特别注重毛主席讲话精神。我就列席过几次传达国际关系和中苏论战方面的会。每次传达他都让大家好好消化，按规矩认真宣传。除此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1975年初被“解放”，但他仍然在干校撰写毛主席《论持久战》一书中的哲学思想，直到7月才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回京后他又下功夫整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谈话精神我早已知道一些，1961年5月前，我参加东北三省（集中在长春）编写大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听到过，但很简单，远远比不上力群同志整理的那样详细。读过力群同志整理的稿子，感到毛主席在谈话中提出了大量深刻的理论观点，内容不只是限于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谈话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很多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毛泽东思想，力群同志直到他去世前都作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他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主编后，还主持编写了《毛泽东论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学习资料。资料从九个方面论证了“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资料同时指出：“不可讳言，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曾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对社会政治生活、对广大人民群众，都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但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六、教我编研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90年6月，中央批准党史领导小组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由力群同志代表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在政治上指导当代所的工作。我于1994年3月从《求是》杂志领导岗位上退下，正式到当代所从事国史编研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国史当然是个新课题。从事国史编研，我和许多同志比较更是个新手。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向所内一些同志学习和接受教育，其中主要的教师是作为主讲人的邓力群同志。 

　　来所后，我听了他对各卷的修改意见，同时看了他过去所讲的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包括各阶段取得的成就，发生的问题和如何解决的，还看了他在刚建所时就反复讲的编研国史的目的和依据。在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史编研要发挥“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　他明确表示，国史编研要为现实服务。其重要方面“是为制定和实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供历史的借鉴”。而“育人”他概括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荣誉”，并把这作为编研工作的“光荣任务”。他说：“我们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同志，应当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尽自己一切的力量，做好自己的工作。”我理解，这个要求和如实地、全面地写历史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中国共产党率领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已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期间发生了挫折，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但应当肯定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挫折是第二位的。 

　　第二，“要把国史研究好、编写好，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他多次强调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重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论述；多次强调学习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毛主席的著作，学习已出版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著作，学习李先念、彭真等同志的著作。他还强调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和现行宪法。 

　　第三，要占有丰富的史料 运用史料时要经过选择和分析，判定是确凿可信的才能采用。他特别提请大家重视运用《当代中国》丛书。 

　　第四，关于国史同党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有共同点，但也应有区别。国史一定要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还要写通过国家政权把这些变成国家的意志，应该着重写党的政策怎样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策（包括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又是怎样实施的。这样一个过程，按照彭真同志的说法，就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也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写国史书，每个法律都列举出来没有必要，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在我们的国史书里面应有所反映。当然国史比党史宽泛不止这些，有许多是党史不一定写，国史是必须写的。 

　　《国史稿》的编写花了20来年的时间。到2009年，在力群同志的主持下形成了初稿的定稿本，为以后进一步修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09年，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组织、协调30个部委两次审阅《国史稿》并提出修改意见。每次编委会都组织参加编写的人员进行学习讨论和分卷修改，改后由力群同志带头签名上送。2011年，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组织18个部委进行审读并再次提出修改意见，编委会再次组织修改。改稿由力群同志带头签名上送后，中央于2012年9月批准，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期间，力群同志身体状况大为下降，双目失明，耳力不济。就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修改时，他还到当代中国研究所讲话，表示感谢中央的关怀，鼓励大家努力完成修改任务。后来，对于每次修改他都很关注，每次修改稿他都让身边人员大声读给他听。我们每次去看他时，他一方面对上边的肯定评价感到高兴，同时表示对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要认真对待。他最关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如何扩大发行量；另一件是第四卷只写到1984年，以后要继续写下去。他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国史也应该万岁。 

　　上面谈的这几点，只是我个人直接接触到的。从中可以看出，他确确实实是我的一位好老师。他的离世令我深为悲痛，令我怀念，而想到他对我的教育令我怀念中更充满了感激之情。对他以往对我的教育，我将永记于心，永远不忘。 

　　作者：《求是》杂志原总编辑、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　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