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邓力群同志离开了他无比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当想起他，我就心潮难平，特别是20世纪80~90 年代在他身边工作的情形历历在目。

　　1982年10月，我调到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从1990年起经历了邓力群同志参与组建国史研究机构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整个过程。邓力群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工作倾注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他是以对国家、对历史和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指导国史学科创建和国史研究工作的。

　　1990年6月14日，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等领导同志联名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建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亟须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考虑到邓力群同志自1983年以来一直领导编辑《当代中国》丛书，该丛书所出中央各部门行业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地方卷，1990年将可出版近100卷，已积累了客观的资料并收集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编辑研究人才，故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由邓力群同志负责组建和指导较为适宜”。1990年 6月28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当时胡乔木同志的设想是先以《当代中国》丛书为基础，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以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的筹备机构，待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到一定阶段再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同级别平行单位。

　　根据中央决定，1990年8月，邓力群同志即组织有关人员开始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进行筹备。首先筹备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同时，邓力群同志还专门请陈云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题写了馆名。不久，中央进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调整人员，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一事搁置至今，陈云同志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馆名也一直保存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档案室内。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备过程中，邓力群同志按照中央要求对国史学科建设和国史研究有一个全面规划和统筹考虑，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具体的五年工作规划和目标任务。他非常重视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建设，提出建立所务委员会议制度。所务委员会议由邓力群同志亲自主持，国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以及当代所机关重大事项由所务委员会研究决定。

　　经过五年时间的积极筹备和建设，当代中国研究所被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单位序列，获得了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国史学科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条目，为社会科学增添了国史类学科，为全国社会科学理论界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了平台。国史研究机构的科研和工作经费得到了国家财政部的保障。邓力群同志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内设机构职责、专业队伍和机关党建也都亲自过问，精心指导，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

　　从当代中国研究所筹备至邓力群同志去世，在这20多年里，邓力群同志在百忙中冷静、深入思考，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和经验，亲自梳理编辑了《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共七卷内部资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发挥了很好的研究指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回忆在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和筹备当代中国研究所这段历程，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负责，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非常值得我学习。

　　第一，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理论队伍建设

　　邓力群同志常对我们说，人才是理论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理论的研究，就无法把实践着的东西上升为理论，用来指导实践。为了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加快国史学科和国史研究机构建设，邓力群同志动脑筋，想办法，多渠道在全国遴选国史研究人才。经过他艰苦细致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从全国选调了12名从事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等方面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的专家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创建工作。当时中央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非常重视，有关部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从外地调入干部进京户口是一个大问题，当时北京市帮助解决了20多个进京户口问题，解除了外地调入人员的后顾之忧。随着北京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一些科研人员陆续调到所内，充实到各研究室工作，初步形成了一支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国史研究队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编写工作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很快就顺利启动了国史的研究工作。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已出版四卷。

　　在筹备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和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邓力群同志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第一的标准，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代中国研究所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对选调来从事国史研究的人员要严格要求，宁缺毋滥，除了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外，还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这样才能把这部当代中国史编写好。即使是办公室等行政管理人员，邓力群同志也要求按高标准去选调和配备。按照邓力群同志的要求，在筹备的过程中除了行政序列参照中央部委机构设置和干部配置外，在学术研究上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件、评审办法和评审规则，专门研究制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国史学科方面评审专业技术职称的办法、条件以及评审规则，根据这些办法和规则，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从所内外聘请了20多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具有评审正研究员（正编审）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格。当代中国研究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国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从此，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一来，使参加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筹备工作的人员精神更加振奋，在所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大家不分昼夜，忘我工作，使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以及国史学科的创立很快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二，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国史研究成果的运用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地方的帮助支持下，一批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的干部调入所机关，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为了使这些研究成果尽快出版，发挥应有的作用，邓力群同志再次提议，成立与国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相配套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同时，还要出版与国史研究相关的其他研究成果。经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按照成立出版社的报批程序，当代中国研究所及时向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很快就得到批准。当时所务委员会将当代中国出版社定位为：事业编制、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人员实行聘任制。出版社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所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市场化经营管理模式。当代中国出版社一经成立就面向市场，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其用工制度和企业管理比当时其他出版机构在向市场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个举措的提出不仅为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将总结出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及时出版，丰富和繁荣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第三，邓力群同志在研究中非常重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总结  

　　邓力群同志领导国史研究工作，他本身的经历也融入国史中。邓力群同志是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多年一直领导政治理论研究工作，理论功底深厚，他从战争年代走来，对共和国有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感情，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以及发展认识理解深刻，他对党无限忠诚，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而且他还做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学、真懂、真用。邓力群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82年10月到1990年年底，我在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这段时间是他党内职务最高、也是他人生最坎坷的时期，我有幸为他服务，见证他走过了这段不平凡的日子，感受到了他优秀的政治品质。特别是每当面对重大事件，他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冷静思考，辨别真伪，坚持真理，勇于担当，无私无畏。在受到挫折时，他从不消极埋怨，从不彷徨摇摆，顶住各种压力，任由时间和历史检验。尽管社会上有些人不了解他，指责他“左”，但他从不刻意迎合表态、人云亦云，也不利用自己领导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条件为自己开脱，而是以严谨治学的态度、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认真分析、思考事物，研究其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他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常跟我们说：我非常赞成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遇事要反复推敲思考，说话不能岀尔反尔，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本质，要把眼界放宽、放长，要把我们的言行放到历史长河中去经受检验，不要受一点委屈就灰心，共产党人只要无私无畏，世间困难不在话下。

　　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党史与国史关系的把握。他曾谈到，国史研究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国史与党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史的编写要体现党的领导，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国史不要回避我们走过的弯路，既要讲成就，也不要回避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既要总结经验，也要总结教训。邓力群同志总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反复推敲、深思熟虑后才发表意见，这使我不禁联想到邓力群同志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工作。他曾为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服务，既是共和国建设的参与者，又是改革开放理论的探索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关注农村改革，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协助邓小平同志起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稿等；他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但他本人从不炫耀，任凭世人评说。指责他“左”的人可能是对这段历史不了解。邓力群同志一贯主张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他始终倡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记得1982年我刚刚到他身边工作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党和国家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不少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党内思想不解放，禁区比较多，阻力比较大的时候，他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研究探索，参加了中央重要会议文件的起草，为中共中央提出了不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意见与建议，都被中央采纳，写入了中央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推动了当时的改革开放工作。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既要经得起战争年代枪林弹雨的考验，又要经得起和平时期党内不同思想交锋的考验，还要经得起社会误解的压力，不轻易放弃我们党多年来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同时也不因循守旧，在理论研究领域始终积极探索，实在难能可贵。邓力群同志即使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和国家一直充满信心和希望，直到去世前，他已经双目失明，但头脑很清醒。他经常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讲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跟我念叨：在中国一定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领导中国，发展中国。

　　邓力群同志去世，我虽然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仍感到很突然、很悲痛！在我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向他请教，邓力群同志一直都是耐心指点，教方法、讲道理，给我战胜困难的思想武器。在邓力群同志身边工作的八年，是我学到东西最多的八年，也是我人生积淀最厚重最坚实的八年，我受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理论、思想作风熏陶，学到了如何战胜困难和挫折的本领、宽以待人和严于律己的品格，为我后来走好人生路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力群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时时教育激励着我，他言行一致，追求真理，尊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态度，永远值得我学习。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度评价“邓力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邓老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必将激励我在践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我们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毕生奋进。

　　作者：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王怀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