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这场大讨论，彻底砸碎了“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政治樊篱，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海军没有参加讨论，在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掉了队。事实很快告诉人们，在十年动乱后的中国，这场大讨论是势在必行、不可或缺的。1979年，在第一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叶飞的主持下，海军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并和“质量、技术、安全大检查”结合起来，为调整、修改海军发展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叶飞经过数月的调查、思考，认为必须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

“文化大革命”中，海军是军队系统遭受干扰破坏的“重灾区”。到l978年初，海军部队的形势虽然有了明显好转，但问题仍然不少：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仍未得到清理，各种事故频繁发生，教育训练仍然在“文革”中形成的老路子上打转。广大干部战士都热切期望海军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任命国务院交通部部长叶飞为海军

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用邓小平的话说，要叶飞到海军当“班长”。叶飞，开国上将，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虽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主要做地方工作，但对军队有很深的感情，熟悉军队工作。海军情况复杂，是受“文革”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他对此早有所闻。加之76岁高龄的司令员萧劲光因病住院，叶飞清楚所谓“班长”的份量。命令一下，他迅即走马上任，投入工作。

3月1日，海军机关召开大会，欢迎新政治委员到职。叶飞发表讲话，当众立下“军令状”：“争取三年内使海军面貌有较大变化。第一年做不好，情况不熟，大家要谅解；第二年做不好，不能强调客观了，就要批评；第三年，再做不好，说明我不称职，就应该打起背包走人……”然而，一个星期之后，通过与杜义德等海军领导人交谈，连续听了机关几个主要二级部领导的汇报，叶飞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军令状”立得有点早了。叶飞后来说：“尽管我对海军情况复杂早有思想准备，但也没有料到问题竟会如此之多!”

“文革”期间，海军主要领导、党委常委包括萧劲光、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政治委员杜义德、副政治委员卢仁灿和副司令员刘道生、梅嘉生等十几个人，几乎先后都曾被批斗、关押过，挨过整；另有少数同志则盲目跟人，在林彪、江青集团势力的纵容支持下，错误地主持过对其他领导成员的批判、斗争，整过人；有的先整过他人后来自己又挨了整，有的先挨过整，重新工作后又整了别人。大家思前想后，谁都感到心里不平衡，有冤气、有怨气。因此，常委在许多问题上无法统一思想，形不成决议。当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后为宋任穷)主持下，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进展迅速。这一工作在军内许多单位已接近尾声，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总后勤部、空军等单位在落实干部政策上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而海军在派性的干扰下进展缓慢，还有数以千计的干部仍在被隔离、“靠边站”，甚至被关押。“文革”期间，海军对许多干部所作的结论明显不妥，甚至完全错误，但还没有复查；有些干部虽然复查过了，但没有明确的结论，留着“尾巴”，了犹未了；由于派性作怪，直接影响到干部正确的调配、使用。海军一方面大量干部超编，人浮于事；而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关键岗位班子不健全，许多专业技术干部学非所用；此外，遭受毁弃、破坏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致使部队装备严重失修，舰船、飞机在航率很低，教育训练中许多工作不落实。l978年3月，南海舰队某部发生驱逐舰爆炸的严重事故后，海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查、整、改”运动。这一运动虽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又使为数不少的干部战士受到伤害。部队上访的人员数量很大，要求解决个人问题或检举、揭发他人问题的信件，每天都有十几封、几十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