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庄大街24号,在北京是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院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它似乎与闻达、喧嚣无缘,静谧、幽雅,独处繁华京城。但当你听到萧乾、叶君健、杨宪益、徐迟、丁聪、爱泼斯坦、沙博理……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并了解了他们与这个院落的关系时,肃然起敬是每一个人心中油然而生的情感。这里,中国外文局,它的前身,是中国新闻出版署国际新闻局。他们——一个群星璀璨,因为新中国言说而享誉世界的群体。

回祖国,奔北京

1949年,中国大地上的战火硝烟还没有褪尽,新中国如朝阳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欲出。

9月初的一天,活跃在香港的《中国文摘》英文杂志编辑部的张彦、车慕奇、沈野、康凌和作家萧乾一家从香港乘火车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和他们一样,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青年才俊们正从美国、英国、印尼、苏联……奔向自己的祖国。

张彦几十年后的一段回忆,重现了最初的日子。“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筹备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没有想到,刚解放的北平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够印外文杂志的工厂,只能求助于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印外文教材的小小车间。机关里实行的是‘供给制’,谁都没有工资,生活水平很低,由公家供给小米和制服。吃饭都在公共食堂,分大中小灶三级不同待遇。大灶最差,只能啃窝头喝棒子面粥。只有中、小灶才能吃到肉荤。当时,编辑部里多数是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留学生,生活都受到特殊优待,吃的多半是中灶或小灶。像我和车慕奇这样担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党员干部,都只能吃大灶。住宿舍,也是分配给我们最差的房子,好的都优先留给非党同志。那时候,这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没人议论。大家一心扑在办好杂志上,让新中国在全世界树立好的形象。”

这也是萧乾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的“那些愉快的日子”。

“1949年7月,刚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母亲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和父亲怀抱着只有6个月大的姐姐,毅然和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一道登上开往祖国的‘戈登将军’号轮船。历尽千辛万苦,父母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母亲沿途过度紧张劳累,致使奶水完全中断,可怜的姐姐从一个白胖娃娃变成了瘦弱多病的孩子。”“我永远记得母亲讲述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母亲说,当时只任泪水纵情流淌,因为祖国母亲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中华民族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党急需向世界发出我国的声音,急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支持和同情中国。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的父母很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段连城、王作民的女儿在他们离去后写下的这段文字,勾画了一代从事外宣工作知识分子的缩影。

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是踩着新中国建设的鼓点走进外文局《中国文学》编辑部的。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篇,这对在外文局被称为“中外合璧”的夫妇也开始了中国文学经典中译英的壮丽事业。《离骚》、《儒林外史》、《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鲁迅选集》……上百万字的中国名篇、名著,被他们译成英文走出国门,让全世界的读者分享。上世纪70年代后期,杨宪益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夫妇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艰辛自不必说,此时,他们已年近古稀。但两位工作着的老人是愉快的、美丽的,因为,他们为之辛劳、为之牵挂的祖国,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1978年到1980年,英文版《红楼梦》分三卷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成英文的《红楼梦》。

乔冠华、龚澎、王福时、康大川、罗良……他们从美国、英国、日本、印尼、苏联、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奔回来,外文局是他们为新中国服务的起点。“尽管大家一路磕磕碰碰,但从没有丧失信心,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一件事。外文局是共和国外宣事业的一个缩影。”“60年来,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甘苦,共命运,无怨无悔。只要一息尚存,我愿为我所爱的祖国的每一步前进,贡献自己的一切。”伴随着“一二·八”、“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一个个国难日长大的张彦,古稀之年在《青山在》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蓝眼睛,中国心

或金发碧眼,或肤色黝黑,他们的存在,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只有外文局才拥有的独特风景线。

爱泼斯坦,这位犹太后裔,90年生命里程中有82年在中国度过。在外文局他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在我生命的余晖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是爱泼斯坦的回答。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951年,我们回来了。我们作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完善的选择:在中国居留。我们在中国经历了种种甘苦、种种考验、种种胜利。不像站在外面的‘观察家’,我们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国际风云的。由于我们熟悉这两个世界,我们的感受可能有助于使别人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爱泼斯坦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这样写道。

爱泼斯坦是《中国建设》创始者之一。创刊之初,因为编辑部设在北京,印刷在上海,“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常常是坐火车奔跑在京沪之间”。对新中国的外宣事业,他全身心投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审定,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他是《中国建设》的总编辑,在主编杂志之余,做了大量的编译工作,相继完成了《西藏的转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著作。为了写《西藏的转变》,他在30年间先后四次进藏,采访了七八百人,记了近百万字的笔记,研究了几十种有关西藏的著作。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作一部研究西藏问题的重要著作。

莫里斯·西昂达是最早瞻仰中华“人文初祖”陵园的外国人之一。他说:“来拜谒中华民族始祖的陵园,我不仅很激动,而且还觉得长眠于此的远古巨人仿佛也是我自己的祖先。”1965年,西昂达来到《北京周报》法文版工作。在以后的两年里,他去了太原、西安、黄陵、延安、武汉、长沙、湘潭、韶山、广州等许多地方。每次回到编辑部,他都会写上一两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寄回法国发表,介绍中国的古老文化,赞扬新中国的发展进步。西昂达不仅喜欢中国古老的文化,而且也关心中国当代的进步。但没想到,“文革”开始后,他被误解,被看成“革命”的死敌,被驱逐。在出关离境的那一刻,西昂达做了最后的申诉:“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中国的事。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爱中国。”那是1968年。

1986年,接受北京周报社的邀请,西昂达重访中国。“我接受邀请仅仅是为了看看老朋友,看看北京,看看中国。在多少年前的那一刻,我的确有过受到侮辱的感觉,但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只是在黄河咆哮时,不小心被风浪打湿了鞋。’……我特别敬佩邓小平先生,他以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和智慧给那场悲剧做出恰如其分的总结,并且以卓越的才智领导中国人民继续建设伟大的国家,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就。我请求我的中国朋友们不要再为我曾遭遇到的那点意外感到不安。我感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温我在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幸福感,亲眼看看中国人如何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

三个星期后,西昂达离开了中国。离去时,老泪纵横。西昂达用自己的言行,又一次为中国言说。

60年,一个甲子。在外文局工作过的外国专家有数百人。他们中,有的,终身留在了这里,成为一个中国人;有的,人离去了,但始终关注着新中国的发展、变化,魂牵梦绕,心,始终与共和国一起脉动。

后来人,有路标

“在外文局待得越久,越是感觉这里就像一坛窖藏很久的美酒,稍一靠近,便醇香扑鼻。一种文化浸染多了,那种被熏陶的感觉会不经意间在心里荡漾。”

“我们是站在前辈的肩上走向世界的。”

外文局的后来人这样说。

《青山在》,一本由外文局几位离退休老同志自筹经费印刷的刊物,里面是近300位作者的回忆文章。读过它的年轻人申宏磊,如今已经人过中年。她说,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经历了坎坷岁月的老同志,但他们记忆中最珍贵的,不是对曾经苦难的憎恨,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循环,那是对事业的忠贞,对人间真情的执著。这书“放在那里真‘如横卧的青山,将夕阳拉长’”。她说,读着里面的故事,“如果隔着岁月的长河可以与这些前辈会心一笑,那我会说,站在你们身后,无比荣耀”。“我们面前有这样的路标,就不会担心自己变老。”

《青山在》留给后来人的,是足迹的从容坚定,是理想的熠熠光辉。

路标下,年轻人继往开来。

病床前,堆着电脑、打印机,还有各种书刊资料。那本被翻看得边页发黑、几乎快要散架的厚厚的英文词典,也“跟进”了病房。被病魔折磨得清癯消瘦的他,依然埋头其中,写作、思考……

这是在外宣岗位上工作了25年的黎海波,离开时留在同事们心中永远的剪影。

1982年,黎海波从人大新闻系毕业,进了外文局北京周报社。初来乍到,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奋斗目标:三年之内要学做一个“双枪手”——既能用中文也能用英文写报道的记者。

从脚下起步,达到目标的距离是遥远的,因为,那时的中国,刚刚打开闭锁的国门。黎海波为自己找到了一支世上最具实力的导师团队,那里有林语堂、胡适、鲁迅、钱锺书、费正清、白修德、怀特、拉·贝克……“为师者免费施教,随叫随到。求学者无学制学位之虞,无作业论文之累。我们之间,既无合同的约束,也无经济利益的烦恼。有的只是学术感应、知识传授、思想交流。好不快哉,妙哉。”黎海波这样调侃自己的学习状态。

14年后,黎海波在《北京周报》开设了时事评论专栏“说东道西”,借助这个栏目,他游刃有余地应对着国际舆论话题,同世界强势媒体的评论“过招”。1996年底,《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盯住金丝雀》的评论,对中国是否信守“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等原则含蓄地表示了怀疑。1998年第一期《北京周报》上,黎海波依据香港回归后半年的实践,写出评论《自在的金丝雀》,用事实给《纽约时报》一个有力的回答。“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做非常困难的工作——用人家的语言,写一些难以影响人家舆论的文章。在国际舞台上,在西方舆论界,我们的声音依然很弱。”“然而,这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中国并非可有可无。我们之所以能指点江山、说东道西,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所谓笔杆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是因为中国了不起。中国使我们有底气,有笔功。”

黎海波留下了对事业的一往情深,他唯一的遗憾,是已经列出题目的《外宣要敢于触及敏感问题》的论文没有句号。

“在九年任职期间,为国际译联作出了重要贡献:成功组织了一届非常成功的世界翻译大会——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并代表国际译联积极推动亚洲翻译事业的发展。虽然他的国际译联亚洲中心之梦尚未实现,但他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为这个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国际译联理事会和执委会会议上听别人讲得多,发言较少,但一旦发言,就有积极的作用。他为国际译联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视角,这对于国际译联这样一个强调文化多样化的国际组织非常重要。”国际译联主席玛丽昂·伯尔思今年8月1日在旧金山开幕的第19届世界翻译大会上做出的这一评价,是给刚刚从他手上接过国际译联最高荣誉奖章——金色奖章的一个中国人的。这个人刚刚卸任国际译联理事及副主席,他叫黄友义,现在是外文局副局长、总编辑。

黄友义大学毕业就进了外文局,一干就是一辈子。这一点,和许多外宣战线的前辈一样;不同的是,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驰骋的舞台更加宽阔,视野更加高远。翻看外文局的资料,寻找关于黄友义的内容,我竟有了与伯尔思某种相同的感觉,黄友义讲自己很少,一旦发言,讲的全是他人与工作。他说,文字外宣品的制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书名应是画龙点睛,而不是设置陷阱,翻译是外文书成败的关键,请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的译文等几个关键程序不能少……他特别提醒要追求最佳的中西合璧的效果,避免西式裤上套马褂的倾向。几十年的求索实践之后,黄友义道来的真知灼见,掷地有声。

黎海波、黄友义……在一代又一代外文人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一种精神的延续,一份责任的担当,一项事业的延伸。

为新中国的言说仍在展开,言说者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