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80华诞之际,他收到当时健在的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贺信。

　　他亲历、见证、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飞跃的全部过程。

　　由他担任技术负责人或参与指挥的中国自主研制的卫星,截至2009年4月北斗导航定位卫星成功发射,已达29颗。

　　他拥有中国航天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的开创者之一,是我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和工程领导者之一,提出了我国月球探测工程三步走的实施方案。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总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是月球探测一期的工程总师。是中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师。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一位身板硬朗,朴实宽厚,少言寡语而又爱笑的老人。

不计得失大忠诚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高龄都功成身退。他该得的院士、两弹一星奖章都得到了,却仍能冒着极大风险出任我国首个月球探测工程总设计师。”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由衷地赞叹说。

　　航天是高风险性的行业。1974年底一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十几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炸碎的碎块。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

　　而研制探月卫星风险又要大得多:要冲破地球引力,飞向太空,更要能被月球准确捕获。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那可是件“输不起”的事。

　　不仅如此,当时印度也在准备发射月球卫星,航天专家说,我国首个月球卫星即使晚于印度一天发射,就是成功实现绕月探测,也没法向国人交待。

　　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航天的特点是:只要国家需要的事就去办。”

　　孙家栋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事例太多太多。

　　“文革”中他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向总理汇报,奠定了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的基础。那时,大家为了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有关仪器的研制者都设计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放在卫星里,可增加了这些大像章,火箭不仅打不动,而且还会影响仪器散热。但在那个狂热的年代,谁也不敢吱声。为此孙家栋曾彻夜难眠。在和蔼可亲的周总理面前,他鼓足勇气作了汇报,得到总理认可,保证了卫星质量。

　　他也曾忘我工作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75年11月,为了顺利回收返回式卫星,他日思夜想,晕倒在现场。在1994年的一个冬日,他率团与美方商谈续签卫星发射合同,三天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为了航天,他不仅任劳,还能任怨。当他主持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后,由于当时“文革”混乱的状态,他却没能指挥卫星发射,更在其余17位功臣受邀上天安门观礼的“五一”之夜,没能收到邀请。面对提问,他说:“坦率来讲,在“文革”那种政治形势下,大家都没有追求个人的荣誉,也不会有太大的失落感,因为我干的卫星是在天上了。那晚独自在天安门广场待着,就看我这卫星什么时候过来,这倒是最关心的事。”

　　淡泊名利是孙家栋的显著特点,面对宣传机会,他总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开了,也多是回忆党和国家的支持、讲述同志们的共同努力。

举重若轻大智慧

　　“会干事”,是钱学森对孙家栋的评价。“抓大放小,举重若轻”,是他曾经的助手戚发韧对孙家栋的印象。张荣桥心悦诚服地说:“孙总是战略家、思想家”、“很睿智”。

　　不论技术创新的风险,乃至人际关系的难题,甚至外交谈判的挑战,都被孙家栋举重若轻地化解了——

　　1967年夏,钱学森点将,聂荣臻元帅批准,调孙家栋到新组建的国防部老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挑选人才。

　　这一年10月，他挑选的“航天18勇士”从研究院奔赴新地点时,受到全院人员热烈欢送,领导、群众赞不绝口:“孙家栋这活儿干得漂亮!开了一个好头!”

　　这类举重若轻的事例比比皆是。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秘书长侯深渊说: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孙家栋一出面,就协调得大家都满意。

　　张荣桥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上世纪60年代末,如何尽快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天,迫在眉睫。顶着巨大的压力,孙家栋大胆提议,把卫星研制计划调整为两步走,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十二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大大加速了卫星研制进程,实现了1970年准时发射升空。

　　本世纪初,如何对探月卫星成功进行远程测控,是个似乎无法一步到位解决的难题。但是孙家栋在深入各测控现场后,提出用欧洲正在绕月的卫星验证我们自身测控能力的办法。由此保证了嫦娥一号测控的准确性,实现了不花钱办大事。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

义无反顾大勇敢

　　钱学森曾夸孙家栋:“敢干事。”戚发韧称赞孙家栋:“善于综合、敢于决策;大胆放手,勇于负责”。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6年底,在我国宣布承揽对外发射服务后,人们发现在这条全新的路上遍布荆棘:安全保障上面临一系列难题,技术保障上同样如此;而西方人提出,各种现代化设施是拿到合同的前提,这就要求国家要先拿出巨资修建设施,但提供了设施却未必能拿到合同;等等,等等。

　　在一次专题工作会议上,面对上述问题形成的巨大风险,孙家栋拍案而起,他说:“既然我们的航天能力和发射水平已具备了对外承揽卫星发射服务的能力,既然我国政府已经庄严地向国际社会作了宣布,那我们就应该横下一条心,坚定不移地把我国航天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出去!……至于说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而承揽不到卫星怎么办?我想,只要东西比别人的好,条件比别人优越,在同等条件下价钱又比别人便宜,应该没有理由出现这个问题。事在人为……”

　　孙家栋一锤定音。此后,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他和同事们献计献策,顽强拼搏。两年后,从制度到管理,从技术到设施,所有的软硬件全部到位。

　　更大的挑战是中美商业谈判。孙家栋毅然挑起谈判代表团团长的重担,面对种种谬论,他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针对美方无视中国主权的表示,他严肃指出:不可依据美方文本的根本原因是,中方不能在不平等的条款下签订一个不平等条约;面对美方“中国的卫星发射是在政府补贴下的市场倾销”的强硬指责,他坚持原则而又和善、耐心地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远比美国便宜,这恰恰说明中国有竞争力。

　　艰苦的谈判历时两个月。谈判中,他刚柔相济,不时用几句富含哲理的幽默引发开怀的笑声,缓解僵持的气氛,为谈判带来转机。终于,三个协议在四昼夜里十易其稿后签署。

　　不想,美方又出尔反尔,他再一次顶着压力赴美赢得了第三轮谈判的成功。

　　孙家栋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改革开放为航天事业创造了这样的机遇,我们就是拼老命也要把这件事做好!”发达的欧洲国家为了进入对外发射卫星市场,曾用了整整8年时间,而我国从1985年10月宣布承揽对外发射服务,到1990年4月7日将卫星发射升空,不到5年。

　　屡建功勋的孙家栋,生活中也不乏传奇色彩:伉俪郎才女貌、恩爱情深,也曾流传出浪漫的传说;在留学期间考试

　　时,正确回答了从没学过的问题,令前苏联大学者赞赏不已……此外他业余爱好很多,但因忙于工作,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

　　此时重温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钱学森的评价,我们会有新的体会:

　　“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孙家栋简历

　　1929年4月出生于辽宁省瓦房店市。1958年毕业于前苏联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获金质“斯大林奖章”。1978年起历任七机部五院副院长、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等职。现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国家航天局特别顾问、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85年获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孙家栋（资料照片）。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