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秋奇暖。我的亲人从诫，在红叶满山的晴朗的一天，安静地、永远地离开了我，离开了家人，也离开了他非常挂心的环保事业。

　　他多次说，家庭对他最大最重要的熏陶和影响，就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人做事要真诚。纵观他的一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热爱国家

　　“文革”中在干校将近十年，从诫学会开拖拉机，学会用水牛在稻田里翻耕土地。这是一项连许多农民都不会做的脏活、累活、险活、技术活。他得到了农民兄弟的赞扬。农闲时学会木工活：自己设计了合理摆放工具的工具箱，并制作一个木工工具：一个手钻。他做了一个精致的储物盒送给我，还做了床头柜、书柜和躺椅。

　　“文革”后，从诫分配到新成立的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那是他的思想开始大活跃的时期。他和许多思想先行者一样，认识到要打破国人长期被封闭被禁锢的愚昧、无知、落后的思想牢笼，必须大力宣传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开启民智。他和好友易小冶在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了科普杂志《百科知识》。

　　《百科知识》收到的来稿很多。其中牛文元教授的一篇来稿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加快，新区开发，农民失地，许多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还有一些人没有远离家乡，在家乡和就近的镇子里，迅速办起了不少乡镇企业，利用国营大企业淘汰下来的机器，进行制革、造纸、电解、服装生产，或进行工业产品零件的初加工等。看样子，似乎既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又发展了生产，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实行农村现代化的一条创新之路。牛文元教授的文章，则富有前瞻性地警告说，由于乡镇企业使用的多数是大型企业的淘汰机器，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家伙，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把污染源扩大并分散，这样，以后对污染的治理会非常困难，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牛教授的文章深深触动了从诫，他马上在《百科知识》上刊登了这篇文章，他本人也越加关注迅猛的经济发展背后可能产生和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从此，从诫一直考虑，如何倡导民众做点什么，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让政府官员认识到，必须尽快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一些媒体给他冠以“中华环保第一人”的美誉，他并不认同，他从没有忘记牛教授等人给他的启迪和鼓励。

　　当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并非少数。1993年，从诫和三位朋友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由已退休的从诫牵头，申请成立一个民间环境保护团体，做一点老百姓可以做的事。经过一年的努力，获民政部批准，中国内地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正式成立。从此以后直至生命的最后，他一心扑在环保事业上，做到他为“自然之友”提出的号召与希望：“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他说过，环境保护是一件坐冷板凳的事，是一件利他的事，为大家，为后人，对自己的眼前，没有什么个人利益可言。在做环保的过程中，他真的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无论是为此受挫受伤，从诫都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能做的事，快乐的事。1999年5月，他和一些会员及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的中国负责人葛芮一起，到青海省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区，支持西部野牦牛队艰苦的反偷猎活动。回程时在青海西宁遇车祸，车上五人（包括司机）均受伤。他的右上臂关节完全脱臼，疼痛难忍，满头大汗，但一声不吭。解放军医院急诊室大夫为他做了各种必要的检查后，成功地将受伤部位恢复原位。事后他和我说：这次大难不死，应属万幸。过去曾有多少联合国官员和工作人员，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人道援助，参加维和、扶贫、医疗救助等工作，他们中一些人，就在当地不幸遇难。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我们这次来（可可西里），是为支持保护藏羚羊，也是一种人道援助。如果我们不幸因事故身亡，这也没什么，死了就死了。他心里是坦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