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观点与分歧研究述评

　　关于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原因

　　观点一：毛泽东的对美斗争策略。金门炮战爆发后几十年里，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是：金门炮战的爆发是由于毛泽东对于美国对华侵略政策[⑦]的反映，是为了反对1958年7月美国军队出兵黎巴嫩，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准备“反攻大陆”[⑧]。中国大陆学者的许多研究文章，基本上从不同角度支撑论证了此观点。如：廖心文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证毛泽东的谈话认为，“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⑨]。陶文钊则将炮击金门的原因进一步归纳为：“以炮击牵制美国，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侵略斗争”，“以打促谈，推动中美关系的进展”，“摸清美国军事战略的底牌”，“反对美国‘划峡而治’，使台湾与大陆分离永久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⑩]。肖元恺认为，毛泽东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试探美台关系的巩固程度，打击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活动[11]。宫力认为，炮击金门的行动是试探性的、有限度的，但在政治上、外交上却有战略方面的考虑和效果，而若在“适当的顶美国人一下，也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至少也可以增加日后进行谈判的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讲，炮击金门与中国最终要达到缓和的目标并不矛盾”[12]。张小明等人认为，毛泽东炮轰金门的动机是在“侦查美国人的决心”，侦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条约中没有明文规定的金门和马祖，看“美国人是否愿意把这个包袱背上”，但“在宣传上主要针对美国到处侵略”[13]等。

　　观点二：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第二次台海危机。近十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与新中国外交转向革命外交有关[14]。如：旅美学者郝雨凡认为：“从1955年起，中国逐渐放弃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二元’式战略思维，转而开始采取建立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15]。也有学者引用张闻天在1958年2月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谈话：“斗争是决定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是相对的，暂时的”[16]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方针向革命化发生转变[17]。在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著和文章中，杨奎松认为，在分析1958年炮击金门的原因时，过去过多强调了感情色彩因素，“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美国有意中止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结合1958年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的接连发生，“今天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分别孤立地来解释它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关系”[18]。陈兼也认为，1958年“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围绕着‘大跃进’而急剧激进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及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大幅度‘左’转，（中国的内政外交）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9]。戴超武认为，此时的新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这与在国内经济建设上提出的“大跃进”口号是有共通的[20]。江英与孔寒冰都提出，新中国炮击金门、中印边境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由整个国际局势引起的，台湾得到美国的支持，印度受到苏联的怂恿。这两件事都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若就其深度原因，则是因为中苏在和平共处内涵的不同解释[21]。

　　对金门战局演进的不同思考

　　毛泽东对金门战役的思考，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并不只是简单的“反美”。如沈骏所言：“毛泽东、中共中央本来是准备把解放台湾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收复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到后来还是认为“把蒋介石军队留在金、马比较好”[22]。根据王尚荣将军的回忆：军委最初是按炮击之后进行登陆作战进行准备的[23]。但根据近年公布的档案，炮战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毛泽东又致函彭德怀、黄克诚，表示推迟炮击：“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日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24]。为了避免在与美军发生空战，毛泽东甚至否决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使用空军的建议[25]。

　　陶文钊指出：1958年台海危机的一个特点，就是“中美双方都没有事先明确宣布自己的行动目的”，但“事态的发展完全控制在最高决策者手中，可以防止战场指挥官‘走火’、出偏差”，“可以像悬崖勒马一样控制军事机器，避免严重后果”[26]。实际上，对于毛泽东在金门炮战中高屋建瓴的战略考虑，即使是身在决策核心的高级将领，也未必想得通。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这引起了外电的强烈关注。毛泽东当即过问此事，在相关文件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明确纪律、统一宣传口径，彭德怀也因此事被从东北召到北戴河，进行专门谈话。根据彭德怀的秘书郑文翰的日记，这次面谈后彭总心情沉重：“下午4时谈完，彭回到住处，晚饭后独自外出……经派人四处寻找，在一处海滩上看到彭一人在月光下往返踱步。彭回到住处后，脸色阴沉不悦，一夜失眠”[27]。

　　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影响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国共关系。有著作认为，金门炮战的最大收获就是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国共对话渠道，防止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给台湾当局吃了一颗定心丸。国共双方的默契直接挫败了美国人的阴谋，美蒋关系的蜜月期正式结束[28]。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之后，毛泽东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时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蒋介石撤退金门、马祖，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明确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29]。从1958年秋冬到1979年元旦，大炮就逐渐成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成了“一种纽带，一种对话渠道”[30]。沈智焕认为：“金门炮战是一场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战，也是外交战。它不仅是国共两党的国内政治，更是一场中美蒋之间三角关系惟妙惟肖的矛盾表现。这场炮战，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处理中美蒋三角关系中的智慧和妙策”[31]。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关系。这是一个几十年人们孜孜不倦研究的课题。许多研究著作都围绕此问题立论。如：刘金质认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与中美大使级会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且在1957年12月中断有关[32]。台湾学者张火木认为，金门炮战是北京为了促使美国重视中共的存在，向全世界重申中共对台湾的主权[33]。日本学者山极晃甚至认为：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是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转折点[34]。对于美国方面对台海危机反应，也是中国学者多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资中筠等人认为，美国人在得知金门炮战的第一时间并不清楚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遂立即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以及菲律宾等地调来了第六舰队的一半以加强第七舰队的实力，加剧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35]。郭学堂运用美国公布的最新史料，认为杜勒斯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要求国会授权“竭尽所能”协防台湾[36]。肖元恺和戴超武认为当年“美国人不愿意为台湾的利益冒险与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据美国媒体透露，在白宫和国务院收到的5000封公众来信中，有80%反对美国为台湾协防金门、马祖”[37]。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披露，毛泽东在炮击金门一周年后曾经对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谈到：“那时他们（美国人）做得不对，不该把兵舰调来调去”，“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