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定特赦全部前国民党战犯
　　中共中央决定最后一次特赦前国民党战犯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期间，毛主席提到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特务的问题。
　　总理从长沙回京后，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
　　当时几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都被关了起来，战犯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一般人都不十分清楚。后来，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里找回了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仍然在押的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l名。讨论研究这批战犯的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花了好长时间。经统战部、法院、公安部等几个部门负责人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将发放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他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接着，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华国锋主持召开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指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都一律安排在城镇。复杂的事情竟然变得如此简单了！
　　中共批准10名战犯申请去台湾的请求
　　中国政府7次特赦国内战争罪犯，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尤其是这次释放更引起了轰动。在这次释放的战犯中，有10名前国民党军官提出回台湾的申请。他们是：王秉铖，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警务总队少将总队长；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局长；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杨南邮，原国民党一五0师上校团长；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张铁石，原国民党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0四师上校团长。很快，他们的申请得到批准。
　　在这10名欲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中，除蔡省三外，都有直系亲属若干在台湾岛内。
　　据档案资料记载，早在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由他主持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上，就已建议中共中央，对在押的国内战犯一律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及“集中管理，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1974年12月末，在中央决定全部释放在押的国内战犯之前，毛泽东主席又一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3月17日，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委会上，审议全部特赦在押战犯议案时，华国锋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明确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4月1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王秉铖等一行10人饯行。为了打消获释人员的思想顾虑，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场的所有申请去台人员，因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童小鹏如此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4月13日，王秉铖等10人启程离京，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爱国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到机场送行。当他们与送行人员紧紧握手，依依惜别时，杜聿明、黄维等人一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4月14日上午，王秉铖等10人由广州乘91次特快到达深圳，在这里每人领到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l套、往返通行证1张。通行证有效期半年，半年内随时都可申请办理入境签证手续。陪同人员中央统战部一局局长焦琦告诉大家：到达香港后，他们由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负责安排日常起居；办理去台手续、打电话、发电报、找亲友、见记者等等，均由各人自便；发表谈话，对各方表态，也由各人自定。
　　中午12时30分，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热情陪伴及中旅社香港分社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王秉铖等一行10人来到通向香港的门户罗湖桥。下午1时25分，他们在罗湖桥畔和送行人员依依道别，去台人员眼含泪花，不停地回头招手：“谢谢！谢谢！”
　　去台人员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后，大群记者蜂拥而至，把他们团团围住。在他们乘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列车后，记者们又把车厢过道挤得水泄不通。翌日，全香港中英文报纸及其他媒体均以大篇幅报道了有关新闻，部分报纸还发表了社论等。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就此评述说：“这可能是预兆对台湾作一个新的姿态。”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表示愿为凡是希望去台湾的人提供路费，是这一举动中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事。”
　　台湾当局拒绝 10人去台，张铁石自缢身亡
　　但是，台湾岛内的新闻舆论对中共特赦战犯及允许前“国军”军官申请去台之举却缄口无言，甚至刊载此类新闻的港澳等地的报纸运抵台湾，也一律被查禁。据港澳地区报纸披露，台湾舆论界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苦衷的。因台湾当局已把有些在押战犯当作“烈士”，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奉在了台北的“忠烈祠”内，如周养浩等人。在岛内外舆论的压力下，3月20日，台北的《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共释放所谓“战犯”的动机和阴谋》的社论，胡说什么中共特赦战犯“除了试图摇惑我们心防之外，至少还有三重动机：第一，对内佯示 ‘宽大’；第二，对外伪装‘安定’；第三，说得远一点是为将来可能对台湾进行武装冒险时，布下一段伏笔”。
　　在10名获释人员即将离开北京前往香港之际，重病在身的蒋介石突然惊叫了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啊!”便撒手西去。蒋经国刚接管政权，便面对这个难题，他心里明白：一方面，王秉铖等10人都是国民党军事将领，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特赦释放，要求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情在理，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在国际上也没有对对方宽大释放的人员，自己一方拒绝接受的先例，如果执意拒绝，恐难避免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准许这10人进入台湾，势必会引发各界民众的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谣言与神话，冲击和动摇岛内的“民心”和“军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要陷入极大的被动。
　　此时台湾当局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台湾的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政界人士，包括原“行政院长”张群等人在内，极力主张应立即接受这10人赴台，以消除台湾当局已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岛内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军警特部门的首脑，则坚决反对让这10人进入岛内，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致涣散，军队的士气也能得以维持。在激烈的分歧与争吵中，蒋经国一时难以作出决断。于是，他决定先让“中央社”社长曾恩波出面表个态，至于其后的事，再说。4月初，曾恩波发表谈话称：“中华民国政府欢迎该批前国民党军官及党政官员重投‘祖国’怀抱。”
　　过了几日，即4月18日，继任“总统”严家淦在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却说：“政府欢迎一切反共分子到台湾来，但不让共产党间谍和统战人员进来。”还说：“中华民国政府欢迎任何向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求援的人。”4月22日台北消息称：“台北政府对这宗事件，将采取坚定立场。除非该10名中共释俘，在香港发表其反共态度，同时自动向自由中国救济总会申请，否则国府没有让步余地。”但当10名获释人士在香港拒绝以“难民”身份申请入境，并严词拒绝“发表反共声明”之后，香港 《明报》6月6日却又发表专访称：
　　台湾“救总”理事长谷正纲，最近致函“救总”办事处，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处理战俘入台方案的要点，并不要求战俘公开发表《反共宣言》……仅要战俘补呈《申述信》作为入境申请表格的附件。该信包括三项内容：l、说明入台动机；2、表明入台是无条件的；3、入台后愿意遵守法律，如果言行上有违法律，愿接受法律制裁。此间“救总”负责人谢伯昌，曾电召战俘前往办事处，将“谷正纲函件”给他们看，有九名战俘看完函件，觉得没有什么为难，即呈交“申述信”，只有蔡省三拒绝呈交。
　　但是，台北“救总”出尔反尔，6月17日他们又在《香港时报》登出启事：“查本会谷正纲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
　　另据港澳报纸披露，无计可施的实权人物蒋经国，采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应付局面。香港《明报》披露：“权威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说，上月他赴台参加已故蒋介石总统的丧礼时，蒋经国先生曾亲口对他说：国府对十名战俘申请赴台所采政策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蒋经国对这八个字并无进一步的解释。权威人士个人认为台北显然并不欢迎他们前往，决定用 ‘拖’字诀来应付问题，拖得一时算一时，和中共实行比斗‘忍耐力’，直至前方忍无可忍，自动召回十名战俘为止。”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当10名申请去台人员抵港之初，蒋经国让谷正纲、谢伯昌等在前台敷衍，接着，便让国民党“大陆工会”、“海外工作会”、“情报局”等机构的特工人员与“反特专家”组成“特别小组”进驻香港，连同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成员，对大陆展开所谓“反击行动”：一方面全力组织反共舆论，污蔑中共释放l0人去台，为的是向岛内“渗透”及施展“统战阴谋”；另一方面，又多方私下接触申请去台的10人，进行离间分化，让他们离开中旅社安排的帝国酒店和兰宫酒店，并成功地将张铁石诱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徐亨开设的富都酒店。而后，张铁石的路费全被骗走，其在台湾的家属因受特务之恐吓不敢为张担保，使张完全绝望，在酒店自缢身亡。
　　张铁石自缢身亡的噩耗传出后，所有获释申请回台人员无不震惊与悲愤至极，纷纷发表谈话或声明，一致谴责台湾当局绝情寡义。港澳地区的新闻舆论更是一面倒地痛斥台湾当局拒绝接收10人回台的丧失人伦之策，甚至海外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国际舆论上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和孤立。
　　被拒去台人员的归宿
　　为了更加妥善地处理好获释人员的回台事宜，在张铁石被逼自杀后的第三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奉命回北京向中央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对其余9人今后的去向进行了研究与安排。中央的指示是要以更高的姿态处理9个人的问题，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愿意回内地的，欢迎，回来后由内地安排工作；愿意赴外国的，继续给予协助，帮助旅费；愿意留在香港的，国家长期照顾他们的生活。至于张铁石的遗体，让国民党人员领取（最后，张铁石的儿子来港后将其遗体火化，把骨灰带回了台湾）。
　　被拒的9人中，赵一雪因妻子、子女均在上海，自港返回后在上海安家落户，随即被中共统战部和上海市政协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同他一起返回内地的张海商和杨南邮，因他们在湖北和四川有亲人，根据本人意愿，被分别安排为湖北省和四川省政协委员。其余6人的归宿：陈士章于1975年7月4日由女婿接往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女儿家中，他的夫人及儿子仍住台湾。7月14日，段克文经向“国际救济总会”申请，离港去了美国纽约，靠给一家亲台湾的中文报纸编写《战犯自述》糊口谋生，后来曾秘密去了一趟台湾，1991年客死美国。王秉铖因有儿子、女儿和侄女在美国，于1975年9月26日离港赴美，居住在女儿家中。周养浩1975年11月12日乘飞机到了美国，住在一个女儿家中。最后，在香港只留下了王云沛和蔡省三。王云沛的夫人为了同其会面，急急与儿子由台湾移居美国，王则在香港向美国领事馆申请去美国会亲，竟然不被核准。无奈之下，1978年5月，王云沛的夫人由美国来到香港同其团聚。可惜好景不长，1979年10月8日王云沛因病故去，骨灰由在内地的长子王敏惠领回，葬于浙江省相庐县原籍。滞留香港的蔡省三一人，决定一面以写作为生，一面主动从事海峡两岸的沟通工作。到90年代初，蔡省三曾多次赴台湾参观访友。
　　尽管当年申请去台的10个人都各自经历了磨难和周折，都未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的行动本身已对台湾当局造成了巨大冲击，唤醒了台湾民众，要求海峡两岸直接“三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台湾当局终于被迫宣布：自1985年11月2日起，允许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以外的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转赴大陆探亲。
　　海峡两岸同胞近38年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了。1992年以后，海峡两岸人员往来人数每年都要超过百万人次。回首往事，“十人回台”事件实为冲破坚冰、开创台海两岸直接公开交往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