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面环海，雨量丰富，但集中于春夏季，全境无大型湖泊、河流可资调节，加之域内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表主要是花岗岩和火山岩，导致降雨期间地下水难以储存。因此，香港虽雨量丰沛，但地下水资源不足。香港同胞日常饮水、用水，只能靠井水、积存雨水、拦截山涧水、挖水塘和一些小的水库勉强维持，食水供应困难成为制约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香港同胞饮用淡水问题，广东省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主持修建了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以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之后，随着香港用水需求的增多和优质水源需求的迫切，东深供水工程历经三次扩建和一次改造，源源不断的东江水流入香港，为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祖国对香港同胞的血肉深情。近年来，香港出现了个别对东深供水工程的质疑之声，为以正视听，有必要加强对东深供水工程的学术研究。目前，学界对东深供水工程已有所关注，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东深供水工程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其肇端、建成、扩建与改造，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粤港关系是如何从紧张到缓和、从交流交往到交融的发展演变，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东深供水工程的肇端与粤港关系的缓和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香港问题是因殖民主义侵略中国而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复杂，因此中共中央确定了“暂时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英国从其在华利益考虑，于1950年1月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为香港和内地进行商贸往来提供条件。当时是由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接触联系、交涉相关事宜。
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与内地关系虽整体维持相对稳定，但粤港局部关系时而呈现紧张状态。由于中英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再加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港英当局的一些做法严重损害了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为了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英国既承认新中国，同时又参与限制和封锁新中国。广东省政府为发展粤港两地关系，尽可能与香港维持现状，但港英当局唯恐新中国的革命活动波及香港，威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出台了一系列对粤防控措施，对粤港关系的发展造成极大损害。早在1949年1月，港英当局就制定了《人民入境统制条例》，以“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来港、离港以及在港内的活动”。1950年4月，港英当局又公布新修订的移民条例，限制中国内地居民进入香港。6月，“在深圳河南一线构筑铁丝网，同时收容逃往香港的蒋军人员充当边境警察，并制造一系列事端，加剧了边境紧张局势”。对于粤港两地居民有组织的交往，港英当局也予以阻止，以致在1952年3月发生港警伤人的“三一事件”。此外，港英当局于“1950年宣布香港与深圳边境为禁区，并实行宵禁。宵禁的时间，由晚上十时到翌晨六时，在该区生活的居民，夜间不准外出，除非领得宵禁通行证，否则即时拘捕”。该项政策出台的目的，一是“监视深圳河以北的一切‘军事行动’”；二是“防止所谓‘土共’的活动”；三是“配合对中国的禁运政策，防止有人将战略物资偷运到中国内地”。如此广泛、严格的宵禁，限制了新界地区的发展。1953年4月，港英当局不得不将宵禁区的范围缩小。但是，这仍成为粤港关系发展的障碍。
除了限制粤港居民自由往来外，边境事件亦层出不穷。1949年10月至1951年6月，港英当局“即有军用飞机233批、420架次侵犯宝安县领空；大鹏湾、深湾活动的港英舰艇及水警轮不断向中国巡逻艇挑衅”。1953年9月9日，“一艘未悬挂旗号的英国炮艇直向中国巡逻艇驶来。中方两次警告对方停航，对方不予置理，继续冲向中国巡逻艇。中国巡逻艇当即开炮，该炮艇负伤逃离，随即有两架英国蚊式战斗轰炸机向中国巡逻艇俯冲扫射，并窜入内伶仃岛上空。当地守备部队开炮射击，英机即行逃去”。1954年6月，“港英海军上尉史伦等9人驾船在大鹏湾撞入三门岛海面被扣，中南军区司令部发表公告，广东外事处函告港英当局认领。英国在日内瓦和北京就此事两次向中方道歉”。1958年5—8月，“连续发生香港英国军用飞机侵犯宝安县上空”和“侵入珠海县外伶仃岛上空”事件。中国外交部多次“照会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立即停止这种挑衅活动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香港长期缺水，传统观念认为多筑水塘可以解决饮水问题，但修建水塘在干旱时期仍不能解决香港淡水缺乏的困境。早在1895年，因为干旱少雨，香港实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制水”，但因水荒不严重，香港人依然没有改变修筑水塘可以解决饮水问题的观念。直至20世纪50年代，香港人口激增，“1951—1961年间人口增长111.4万人，增幅为55.3%，年均增长率高达4.5%”。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贸易中，港产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69.9%，超过了转口货物的比重，是香港实现工业化的标志”。香港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日益紧张，特别是遇上天旱就闹水荒，港英当局严格控制用水，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如1950年，香港有4次“制水”，每天只供水12小时。1956年5月的“制水”，隔天才供水3小时。干旱、缺水问题长期困扰香港，制约其发展。随着人口与日俱增带来的压力，再加上频繁的干旱，50年代香港时常出现断水和分时段供水的现象，港英当局虽斥巨资改造了城市供水系统，采用海水冲厕等方式来缓解水资源的匮乏，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淡水缺乏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对香港同胞的淡水缺乏问题十分关心。195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同港澳代表谈话时表示：“澳门各界同胞要求祖国帮助他们解决用水困难，最近我们帮助解决。我们深圳河有的是淡水，只要香港各界同胞能够采取澳门各界同胞所采取的办法，香港用水的困难，我们也是愿意帮助解决的”。1960年3月5日，深圳水库堤坝工程胜利完工。在庆功会前陶铸会见了前来祝贺的港澳知名人士，他对港澳同胞的用水情况十分关心，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部分水荒问题”。可见，深圳水库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香港供水。深圳水库建成之际，港英当局“曾通过香港英商向香港华润公司探询，拟经商业途径解决供水问题。广东答复须通过政治途径，先谈供水原则，再谈技术问题”。粤港双方派出代表团，广东代表团以宝安县人民委员会代表曹若茗为首，香港代表团以代理财务司巴悌为首，于4月15日开始进行会谈。双方经过6次正式会谈，于11月15日达成《关于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的协议》。协议规定：“深圳水库每年供应香港用水五十亿加仑左右”，“水费标准为每千加仑人民币一角，折合港币二角三分四厘。一俟双方输水工程完成后立即开始供水”。协议签订后，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欢迎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表示：“深圳对香港供水达成协议，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们对祖国这种深切的关怀是难忘的。今后香港同胞将可部分解决水荒，香港工业界和各行业也将得到很大好处。”深圳水库可以说是东深供水工程的肇端，自1961年2月开始向香港供水后，香港同胞饮水困难得到缓解。此后，为保障供水通畅，粤港两地开始频繁地交流和磋商，官方往来逐步增多，粤港关系也由紧张逐步走向缓和，两地居民和车辆往来变得密切。1962年3月，祖国内地开始发出“三趟快车”供应港澳鲜活物资，将香港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与粤港关系的发展
香港获得广东供水后，虽缓解了用水压力，但仅依靠深圳水库蓄水仍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供水需求，尤其是在干旱季节。面对缺水困境，港英当局虽积极采取措施，但效果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的支持与援助成为解决香港水荒的关键，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提上日程。双方就供水问题的频繁交流促进了粤港关系的发展。
（一）香港缺水困境及早期应对
1963年，香港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雨量不及往年平均数的1/10。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降雨量仅1041毫米，不及平均降雨量2235毫米的一半”。“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不）知几时没水荒。”这首当时流传的歌谣是香港同胞遭遇缺水之苦的真实写照。香港300多万同胞面临用水困难，影响了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也严重制约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据1963年6月香港《文汇报》报道：“由于缺水，织造业及漂染业减产3—5成；饮食业也大受打击，农业损失达1000万港元，13个行业停工减产损失则达6000万港元；300多万港九居民生活用水受到很大限制，街上公共供水站，人和水桶排成长队，并出现设坛拜祭祈雨的情况”。为应对水荒，“制水”又成为港英当局的无奈之举。从1963年5月16日到1964年6月8日，港英当局多次实施“制水”，香港居民只能2天或4天获得1次供水，最困难时为每4天供水1次，每次4小时，平均每人每天仅得20公斤的食用水。除采取“制水”措施外，港英当局还宣布禁止外国轮船到港取水，号召居民节约用水等，但用水问题依然紧张。缺水使香港各行各业陷入困境，制造业停工、工商业减产、零售业萧条、工人失业、物价飞涨，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在水荒严重的情况下，港英当局不得不再次向广东请求援助。
此外，香港民间团体亦向广东发出求援。香港中华总商会、港九工会联合会分别于1963年5月24日和25日致电广东省省长陈郁，请求帮助解决水荒困难。广东省政府对于香港同胞严重缺少淡水的困难十分关心，积极采取措施帮助解决。陈郁于5月25日就免费供水解决香港水荒困难事分别复电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港九地区遭遇六十几年未见的奇旱，港九同胞和港九工商百业因受旱缺水，正受到愈来愈大的困难，广东全省人民对此极为关切。今年广东各地旱情亦同样严重，且在继续发展，但为济香港居民燃眉之急，我们愿再尽力协助解决目前香港水荒的严重困难。只要香港方面能自备运水工具前来运取，我们准备在广州每天免费供应自来水二万吨，或在其他适当地点供应淡水给港九居民食用。”6月25日，香港派出第一艘运水船到珠江运水。8月，港英当局赴珠江运水船增至10艘，“每月可自珠江运水约3.6亿加仑，平均每日为0.12亿加仑”。到1964年6月运水工作结束，香港共有20艘运水船参与，共赴珠江运水1371艘次，载回淡水约42.9亿加仑。同时，广东决定深圳水库对港供水在原定供水量55亿加仑的基础上再增加2.25亿加仑，即57.25亿加仑。1963年5月，在广东同样遭受干旱天气、深圳水库库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对深圳水库存水量处理提出以下意见：“农田供水应予停止；请宝安县委准备抽水械，必要时抽水供应港九，必须首先保证完成57.25亿的任务；建议县水电局组织力量，抽用水库堤下渗水量，以应付附近农田急需，待港九供水任务完成后，再考虑由涵洞放水抗旱。”可见，为了向香港供水，广东暂停暂缓农田用水需求，以优先保证香港同胞用水。在大局面前，广东人民做出了很大牺牲。血浓于水，香港同胞缺水的困境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长远解决香港同胞用水困难，中央决定从东江引水供给香港，东深供水工程遂被提上日程。
（二）东深供水工程的启动与建设
1963年下半年，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拟订东深工程供水方案。12月8日，周恩来在出访非洲路过广州时，陶铸、陈郁、林李明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以及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等向周恩来汇报关于兴建东深供水工程问题。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表示同意，“指示国家计委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人民币作兴建此项工程的专款，并指示物资部门大力支持”。当时，国家刚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就投资千万元兴建东深供水工程，可见祖国对香港同胞的关切。为研究尽快解决向港九供水的具体问题，“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派出刘兆伦、杨可忠、叶明华3人与港英当局派出的毛瑾、罗彤、孙德厚3人进行两次商谈。经双方友好协商，对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定名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东深供水工程由广东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负责规划和设计，是我国自行规划设计、制造设备、安装施工的一项工程，从东江取水，在深圳水库原有水源条件下增加可靠水源。该工程于1964年2月动工兴建，1965年1月建成，3月1日开始供水。
东深供水工程“充分利用东莞县境内石马河天然河道，兴建桥头、司马、马滩、塘厦、竹塘、沙岭、上埔、雁田八级电力提水站，将东江水提升46米注入雁田水库，然后在库尾开挖3公里人工渠道越过分水岭流入宝安县沙湾河注入深圳水库，在深圳水库坝后敷设3.5公里长、140厘米直径的压力钢管输水至深圳河北岸，过深圳河由港方接水入木湖抽水站。整个工程全长83公里，由50.5公里石马河道、13公里沙湾河道、3公里新开河、16公里人工渠道、8个梯级抽水站、6个拦河坝、两个调节水库、3.5公里输水管道组成”，完成绝非易事，可谓“要高山低头，令河水倒流”。该工程“项目多，地点分散，施工机械不足，以人力为主，高峰期需动用工人及民工2万多人”，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绝大部分土建工程需在汛期施工。据资料显示，该工程施工期间经历了5次台风暴雨的侵袭，“特别是1964年10月中旬23号强台风，持续时间长，还使石马河出现施工期50年一遇大洪水”，这些都增加了施工的难度。但由于该工程得到广东省内外和工程所在县、人民公社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领导以及水利、机电专家多次到工地检查和指导施工，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按期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施工难度大，对于香港同胞增加供水的需求，广东省政府依然尽力解决。1964年9月，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就对港供水问题表示：“深圳水库对香港多供了10亿加仑水，存水减少了。如果香港用水有困难，广东方面还可以争取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提前一个月中下旬开始供水。”
在东深供水工程建成通过验收后，根据粤港双方代表于1964年4月22日达成的协议：“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将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开始供水给香港九龙地区，每年可供水六千八百二十万立方米（折合一百五十亿英加仑）”；如港英当局“需额外增加供水量，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将视供水设备能力适当增加，额外增加的供水量由双方代表另行协议决定。供水期由每年十月一日至下一年六月三十日，共九个月，水费标准为每立方米人民币一角”。工程建成后，日夜奔腾、滔滔不绝的东江水带着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流入香港千家万户，为香港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东江水被香港同胞深情地誉为“生命之水”。
（三）供水合作推动粤港关系发展
粤港在供水方面的合作，使双方关系更趋密切。1972年10月，香港工务局局长卢秉信、水务局局长罗伯逊等访粤。次年5月，东深供水工程局局长王泳应邀回访香港。两地官方互动的增多，促使20世纪70年代粤港贸易得到一定的恢复。此外，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进一步展开。1973年2月28日，大东电报局总经理施尔特一行4人，在“访问北京返港后宣布，该局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联合开发香港与广东之间一项联合同轴电话线缆计划”，“1974年4月15日，大东电报局宣布，香港与广州间的同轴电缆系统正式启用”。1973年7月，“广九铁路英段总经理致函广州铁路局长，表示愿与广东方面就广九铁路货车的通车问题举行谈判。7月25日至30日，双方代表在深圳会谈，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8月15日，粤港铁路部门代表签订了《关于广九铁路货车过轨协议》”。协议规定：从1973年12月15日起，“深圳过轨货车增加到每日8班，每班货卡不超过30个”。粤港双方均采取得力措施予以配合，加快了两地之间的货物运输。1973年后，内地居民赴港政策逐步放宽，广东居民去往香港人数增多。
东深供水工程的扩建、改造与粤港关系的深化
1965年3月东深供水工程投入使用后，香港居民饮水紧张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了高耗水量，随着香港对供水量的需求不断增加，用水短缺问题再次凸显。港英当局不断提出增加供水的要求，希望得到内地的支持。广东等内地相关部门考量了香港地区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积极采取措施，内地对港供水额度逐年提升。此时，东深供水工程的供水能力已赶不上香港同胞不断增加的供水需求，从1974年3月开始，广东先后实施了东深供水工程的扩建和改造工程，在此过程中，粤港交往增多，进一步深化了双方关系。
（一）东深供水工程的三次扩建
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后，“初期工程原定每年向香港供水6820万立方米，但随着香港的发展，供水量逐步增强。年供水量1967年达7638万立方米，1972年达8182万立方米，1973年达8412万立方米。1972年香港人口已增加到411万多人，生产总值为303亿港元”。1973年港英当局正式要求“1974—1979年的年供水量由9550万立方米逐步增加到1.68亿立方米”。因此，广东“决定进行第一期扩建工程，采取了以原有工程设备为基础，挖掘原有设备的潜力，实行技术革新、改造，同时适当增加设备的方案”。一期扩建工程于1974年3月开始施工，1978年9月建成，“对香港年供水能力增大到1.68亿立方米”。在一期扩建过程中，港英当局曾于1976年5月下旬派出水务局局长黎严烈等人就东深供水工程供水事宜到深圳会谈，双方订立协议：“从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度，对香港年供水量可以增至二百四十亿加仑（合一亿零九百万立方米）；年供水期原为九个月，现改为十个月；原来每年停水时间为七八九三个月，现缩短为两个月；其他仍按一九六四年协议不变。”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港英当局不断提出增加供水要求。1978年9月，粤港双方协议“自1982年以后，每年停水期由原定的8、9月份改为3、4月份，解决了供水与灌溉用水高峰的矛盾，从而扩大供水能力，使年供水量由1.68亿立方米增加到1.82亿立方米”。1979年香港人口增加到492万多人，为了解决用水困难，港英当局已先后建造18处贮水塘和1座海水淡化厂，但水源仍不足，“海水淡化成本则比东深供水费高6倍”。因此，港英当局“再次提出远期增加供水要求。经双方会谈后于1980年5月14日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补充协议》。协议规定：自1983—1984年度供水2.2亿立方米开始，逐年递增3000—3500万立方米，到1994—1995年度达到年供水量6.2亿立方米”。为此，东深供水工程必须进行第二次扩建。二期扩建工程在原有供水工程的基础上沿原线扩建，1981年10月开始施工，1987年10月完成竣工验收工作，“每年对香港供水能力增至6.2亿立方米，相当于1965年供水能力的9倍，相当于1978年一期扩建工程完成时供水能力的3.7倍”。
为确保对港供水，东深供水工程又于1990年9月开始第三次扩建，1993年12月竣工，“工程建成后年供水能力可达17.43亿立方米”，“相当于首期工程供水能力的10倍，其中向香港、深圳的年供水能力分别为11亿立方米和4.93亿立方米”。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三次扩建后，由于香港常年雨量丰沛，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开始由定量供水改为弹性供水，即水量是可以每年变化的，由粤港双方具体商定。
（二）东深供水工程的改造
饮水关乎健康，作为民生工程，不仅要满足供水水量，还要保证供水水质。为了香港同胞能喝上“放心水”，东深供水工程在历经三次扩建后又迎来改造。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江水质普遍良好，但水污染已见端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香港大量轻纺、造纸等高耗水企业迁往深圳、东莞、惠州等地，香港独资企业、香港与内地合资企业像雨后春笋般遍布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工业蓬勃发展，中小企业大量涌现。1998年，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工业排污企业已达2000多家，工业废水年排放量高达8.7亿立方米，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1亿立方米”，导致东江下游局部河段及支流水体受到污染。为改善和保护东江水资源，保证香港、深圳和东莞地区人民饮用水质量，中央和广东政府都花了大力气，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广东省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措施，水利厅组织了多次论证，“结果表明，要从根本上改善东深供水工程的供水水质，使终端供水水质达到Ⅱ—Ⅲ标准，必须将东深供水工程系统与石马河分离，改用专用管道输水，采用清污分流的方案改造东深供水工程”。经规划论证，1998年，“经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正式立项。1999年，广东省建设委员会批准了东深供水改造工程的初步设计报告，并进入施工准备阶段。2000年8月28日，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东深供水改造工程总长51.7公里，工程建设内容几乎涵盖了除坝工外的所有水工建筑物，建设任务艰巨。“来自全国68家单位的1万多名技术和施工人员经过3年艰苦拼搏，创下了全工程367个分部工程全部优良、50万平方米混凝土过水面和1808条止水接缝无一渗漏的佳绩，并创下世界上同类型最大现浇混凝土U形薄壳渡槽、同类型最大现浇混凝土圆涵等4项‘世界之最’”。该工程竣工后，“接连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特等奖、2004年度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等荣誉”。“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东改工程的成功建设，是粤港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具体表现，对CEPA的实施和正在开展的泛珠三角合作，极具鼓舞和借鉴意义”。
为保证对港供水水质，对东江源头的保护也很重要。东江是珠江水系三大河流之一，发源于江西省安远、寻乌、定南三县，“流经江西、广东，注入香江，成为流域3000多万居民生活的主要水源，占香港淡水供应量近八成”。2005年，“在国家的协调下，江西和广东率先在全国探索起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由广东每年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虽然东江在江西省境内流域并不广，但江西省对东江源区的保护工作非常重视：“安远、寻乌、定南三县是东江的源区，稀土、钨矿相当丰富，上世纪90年代，这里一度矿山林立。当地政府意识到稀土开采会造成水土流失，果断关闭了330多个矿点和一批木材厂、焦油厂、活性炭厂”。同样，广东省河源市自1988年建市至2000年，“12年来全市财政年均收入不足两亿元，却先后投入近2亿元保护东江水质，环境保护资金占了总财政收入的近10%”。“河源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如果建成年产100万吨的钢铁厂，矿石可保证供应160年，但为了保护东江水，河源没有上这个项目”。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外商都看中了河源的蓝天碧水，到香港又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纷纷来投资建厂，光是纺织印染行业的意向书就签订了近20份。但这些外商都遇到了一个不容商谈的条件，河源市人大、政府规定：会产生污染的加工工业，必须集中连片布点，市政府无偿提供建设污水处理中心的地皮，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与防治污染工程必须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结果，因为环保投资成本高，近20家外商当时只有5家留在了河源”。“河源不但对招商引资提出了近似‘苛刻’的条件，还拿出一大笔赔偿金，关停了原有的76家污染严重的小型企业和12个破坏森林植被的采石场；逐个整治了市内所有的排污口，治理废水年总排放量600多万吨。就连一间前几年投资3000多万元建起来的水泥厂，也被市政府强令停产”。东江上游的省区为坚守保障东江流域生态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做出了巨大牺牲，保护了东江水源水质和香港同胞的用水安全。
（三）深化粤港合作
自东深供水工程对港供水以来，粤港双方水务部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逐步形成特定的会晤机制。“1979年以来，每年最少召开一次工作会议，磋商供水量、水价、水质等问题。1989年以来，建立每年召开两次粤港运行技术管理小组会议制度，协调供水计划安排、水量控制、水质保护、技术交流合作等事宜”。进入21世纪后，粤港两地就供水问题已形成常态化的人员往来和考察交流。
改革开放后，粤港两地人员交往进一步密切。1982年8月19日，香港总督尤德访问广州，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等人会见尤德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发展粤港经济合作交往等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1987年8月28日，香港总督特别顾问钟逸杰一行访粤，与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就粤港两地经济建设情况和今后发展规划、设想等交换了意见。改革开放促进了粤港两地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粤港两地在投资领域开始合作，投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1979—2000年广东吸收香港直接投资累计718.77亿美元，占广东同期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72.74%”。在吸收香港投资的同时，广东也依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在香港不断扩大投资。1995年，京九铁路建成通车，为粤港经济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两地经济与人员往来。
此外，粤港两地在科研、边界管理、环保方面的合作亦日益密切。1997年香港回归后，粤港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两地不断扩大合作范围，提高合作水平，形成了优势互补、互相依存、共同发展、水乳交融的合作关系。
东深供水工程与香港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
东深供水工程既是一项经济工程、民生工程，更是一项政治工程、民心工程，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副主席、港事顾问霍英东先生曾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东江水，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安定，香港就会变成‘臭港’，东江水对香港的经济腾飞和600万市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香港的平稳过渡将起到很大的作用。”50多年来，东江水带着广东人民的情谊、带着祖国母亲的关爱，犹如“血液”般源源不断输入香港，密切了香港与祖国的联系，使香港与内地形成了血脉相通、水乳交融的关系。
（一）东深供水工程密切了粤港关系，促进了双方人员来往
新中国成立后，粤港之间的官方接触多围绕边境管理展开，并经由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转达。这一时期，祖国内地对香港同胞缺少淡水的问题一直十分关心，积极采取措施帮助解决。之后，围绕供水问题，双方多次会谈，粤港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到缓和再到合作、交融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粤港两地人员往来亦日益频繁。1978年5月19日，港英当局政治顾问魏德巍到访广州，与广东省外事部门商讨有关向香港供水及边境管理等问题。10月，香港助理政治顾问欧义恩又到广州访问。10月12日，“中国民航局来往香港与广州之间的客运班机正式开航”。11月17日，“香港至广州的飞翔船客运航线正式开航”。两地交通的改善，为粤港经济文化联系和沟通创造了条件。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访问途经广州，与广东省负责人讨论了广东和香港进一步发展经济合作问题，开启了粤港两地高层领导间的接触，对于推动双方的互访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粤港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以处理边境事务为主逐步向粤港澳三地经济上积极合作转变，在民间合作继续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官方部门之间的合作，由原来的供水、供电、邮电通讯等少数部门之间的合作，发展到经贸、能源、交流、口岸、科技、司法、警务、海关、环保、核电、文化和体育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改革开放后，大批香港同胞如霍英东、何善衡、曾宪梓等率先来到广东，通过投资、捐赠等方式发展该地教育、医疗、体育、交通等事业，广东亦有大量商人涌入香港投资。这一时期，粤港人员往来流动频繁，香港同胞到内地探亲、度假、参观访问等日益增多。除个体来往增多外，两地团体交流亦日益密切。近年来，随着粤港两地交通的日益改善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更进一步密切了两地人员的交流和往来，促进了物资等要素的高效便捷流通。
（二）东深供水工程密切了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地区的经济交往
东江供水工程的建设、扩建与改造，正值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香港同胞开始大量投资内地，加之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吸引，两地商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内地尤其是广东珠江三角洲迁移，引发两地生产要素与资源重新配置，逐渐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使粤港两地资源要素互补，“既提升了香港产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又促进了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内地的城市化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根据相关资料，到90年代初，“在华南地区，有300万以上工人直接受雇于港资公司，以全国计算，受雇者更多达500万人”。香港的厂家，约七成半在内地设厂，单以广东省一地计算，合资经营企业和加工工厂，便分别为23000家和80000家。香港出口的机械设备，约六成销往内地。香港制造业大量迁往内地，带动香港离岸贸易兴起，香港一度成为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1997年6月，“港商对内地的投资总额约占外来投资总额的60%”，为祖国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内地在港投资也与日俱增。1991年，内地在港经营的企业有1500多家，“分散在不同的产业，由商品交易到制造业、酒店、超级市场、金融、房地产以及基本设施工程等。到1996年底，内地对香港累计投资425亿美元”，建立中资企业2000余家，支持了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也丰富了香港的产业门类。进入21世纪，粤港两地经贸关系不断拓展，从单一的商品贸易向贸易投资并举发展，合作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2000年，广东全省21个市都与香港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粤港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拓展。尤其是2010年4月《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粤港两地在诸多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推动了粤港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前，在国家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香港与内地在经济上互利互惠，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
（三）东深供水工程密切了香港与内地的血脉亲情，促进了香港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
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后，始终坚持把宝贵的淡水资源优先供给香港同胞。1983年，“广东大旱，当地居民用水紧张，有的工厂被迫停产，但香港依然24小时无限制供水”。东深供水工程建成后，对城市供水的收费标准在开始运行的13年间稳定不变。“1965年对香港的水费标准每立方米人民币0.1元，这种低价收费办法一直延续到1977年”，且收费标准远低于当时东深工程供水的成本，可见祖国对香港同胞的关怀。即便之后调整了水价，也是顺应时代发展，适应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所需，并没有考虑移民安置、水污染防治、保护生态等方面的投入。随着东江流域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东江水质保护面临巨大压力。为保障东江水质，东江流域地区进行了持续数十年的跨区域环保合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守生态红线，把东江水质保护放在首位。此外，广东省还成立专门机构和护水队，加强东江水质监察，全力保障供港水质安全。东深供水工程从对港供水到跨区域水质保护，东江沿线地区逐渐形成了环保与发展并重的水资源利用之路。感动于内地保护东江水源的深情，保护东江水质已成为粤港两地人民共同的坚守，不少香港同胞纷纷来到江西三百山参与绿化和环境保护。到2004年，“先后有4.8万余名香港同胞参与了三百山的绿化护源，共栽种下松杉、红枫等树木19.8万棵，以实际行动呵护着东江源头”。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一来到广东代表团，就马上关切地询问东江水质情况。保障东江水质，事关全体香港同胞的利益，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同胞的关怀。源源不断的东江水流入香港，使粤港关系更趋密切。50余年来，一代代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者前赴后继、攻坚克难，成为建设守护香港供水生命线的光荣团队和凝聚香港与祖国同甘共苦、命运相依的爱国团队。正是因为他们对港供水的努力与奉献，202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东深供水工程建设者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并向全社会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成为感召香港同胞饮水思源、热爱祖国的精神力量。东深供水工程的修建，把香港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该工程的扩建与改造，让香港同胞与祖国母亲的心连在一起。东深供水工程激发了香港同胞的爱国意识，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水”流入香港千家万户，解决了香港同胞饮水困难，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从东深供水工程的肇端深圳水库建设开始，粤港双方对供水问题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双方关系由紧张走向缓和的重要突破口。为进一步解决香港同胞饮水问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广东省主持修建了东深供水工程，大大缓解了香港缺水困境，使香港同胞感受到祖国的关怀。在对港供水问题上粤港互动增多，带动了两地人员流动、交通改善和经济往来，促进了粤港关系进一步密切。随着香港用水需求的增多和保障水质的需要，东深供水工程历经三次扩建和一次改造，加之内地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祖国，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关系。因此，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发展的历程既是粤港关系从紧张到缓和、从发展到深入、从交流交往到交融的过程，也是香港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香港同胞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逐渐与内地建立起心心相连、命运与共的精神纽带，香港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作者简介：程强强，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学历史系；夏泉，研究员，暨南大学历史系。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