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 

　　近年来，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在学界备受瞩目，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下开展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广大民众是如何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参与到这场巨大的社会改造中的，这些问题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先后出现过多种形式的幼儿托管组织，作为合作化运动的保障和农村福利事业的组成部分得到宣传与推广。本文以山西省为中心，利用地方档案①、田野调查材料和报刊资料，对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幼儿托管组织进行深入考察，为解决当今农村社会问题提供借鉴。

　　一、试办农忙托儿所

　　农村幼儿托管组织的出现与妇女工作的开展紧密相关，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解放和发动妇女就成为根据地政府社会动员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让妇女走出家庭，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为妇女工作的指导思想。1949年10月20日，山西省召开妇女代表会议，提出在1950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实现70%的妇女参加农业劳动。［1］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把妇女从照顾孩子的家庭负累中解放出来。

　　合作化运动初期，为了解放更多的妇女劳力，山西省农村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以托儿互助组、农忙托儿所的形式集中照看孩子。1951年春，屯留县西故村农忙托儿互助组成立，这是当时山西省最早出现的托儿互助组之一。由于在解放妇女劳力方面收效显著，托儿互助组很快由1个发展到6个。［2］西故村的经验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托儿互助组、农忙托儿所开始在全省推广。

　　虽然在政府看来，农忙托儿所的成立有利于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但在推行初期，民众对此却有很大顾虑，甚至表现出怀疑和抵触情绪。1952年，五台县新河村为建立保姆小组召开妇女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有些老年妇女怕孩子哭，屎尿多，照顾不好惹得大人们也不和气。青壮年妇女座谈时，都不愿让别人抱自己的孩子，觉得自己抱着还累，老年人抱着更嫌累。”［3］黎城县洪井村农业社成立农忙托儿所后，只有两个妇女送来了孩子，很多妇女宁愿把孩子放在地头也不愿送到农忙托儿所。女副社长到各家动员时，有的母亲说：“不是自己生的，又不是自己养的，怎么能看着孩子亲呢？”还有的母亲说：“我的小孩长的小，送进去一定要受大孩子的气。”保姆们也是顾虑重重，她们说：“叫咱们喂猪好办，看孩子这责任可不敢负。”［4］沁县南余交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农忙托儿所时，保姆们提出有四怕：“第一，怕说闲话；第二，怕母亲们不信任；第三，怕孩子生病；第四，怕看累人孩子。”母亲们不是怕孩子送到托儿所照顾不好，就是不愿多给保姆出工分。［5］

　　农忙托儿所成立初期遭遇的尴尬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深入被打破，一方面，各合作社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完善了托儿所的组织和管理，打消了母亲和保姆的顾虑；另一方面，男女同工同酬的提出极大地激发了妇女参加劳动的热情。到1952年春，屯留县西故村托儿所已发展到10个，25个保姆照看125个孩子，解放了98个妇女劳力。［2］岢岚县寺沟会村由妇联出面，在全村成立了3个托儿互助组，3个保姆照顾全村的孩子。［6］昔阳县白羊峪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托儿互助组，解决了24名有孩子的妇女参加生产的问题。［7］

　　农忙托儿所的成立在发动妇女参加劳动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得到了民众的认可。1952年初，西故村的妇女们除配合男劳力挖掘25眼新井、4个大蓄水池外，还独立挖了1个蓄水池，打了1眼井，拾谷茬973亩，孩子被托管的98名妇女还翻晒了26亩地的种子。［2］沁县南余交农业社第四生产小组最先试办托儿所，解放了4个有孩子的妇女参加生产，女社员王娥孩说：“以前因孩子累得上不了地，自己心上常生气，现在孩子有人照看，可得争取多做劳动日哩。”［5］因此，社员们开始主动要求恢复农忙托儿所。

　　在解放妇女劳力参加生产的同时，一些合作社还将这种幼儿托管方式运用到组织妇女学习方面。1952年，曲沃县东城村成立速成识字班，大部分女学员带孩子来学习，课堂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于是，村里成立了托儿所，统一照看孩子们。“自成立了托儿所，妇女们参加生产和学习方便了，学习起来更加安心，在速成识字班的妇女，进步都很快。”［8］五台县一区新河村的妇女民校也采取了类似办法，22位老人组成保姆小组，看管42个孩子。每天午饭后，女学员们就把孩子送到保姆那里，然后去民校学习。［3］

　　农忙托儿所的成立不仅解放了妇女劳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变化。由于妇女参加劳动，增加了收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睦。武乡县故城张炳义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把老太婆组织起来看孩子，有了活做，所以老太婆满意；由于妇女积极参加了劳动，使男人腾出十五个人从事副业，有的去仓库装粮食，有的做了木匠，赚了不少钱，所以男人满意；由于妇女的孩子有了托管，自己能够多劳动赚分多，所以妇女也满意。这样的结果，生产搞好了，所以成了三满意。”（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编：《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2集，1985年，第40页。）

　　二、农忙托儿所的组织和管理

　　虽然成立农忙托儿所最初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但是在向各地推广的过程中，合作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合作社对幼儿托管组织的管理基本遵循社员自愿互利的原则，主要承担协调和监管职能。

　　首先，合理换工，消除顾虑，解决保姆报酬问题

　　各地托儿所成立之初，女社员和保姆的主要顾虑是工分如何计算的问题。女社员担心给保姆工分多了，自己劳动不合算；保姆认为看孩子又脏又累，工分少了还不如自己下地干活。对此，合作社提出要使双方都满意，并通过组织双方协商制定了合理换工的办法。

　　合作社首先给女社员们算了一笔经济账。繁峙县铁家会乡南关村农业合作社在成立托儿所时曾以女社员顾金枝为例，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10分一个劳动日计算，她每天劳动能挣7分多，一年预计80个劳动日。如果把两个孩子送到托儿所，需要给保姆29个工分，余77.1个劳动日，收入84.81元。而如果自己带孩子不劳动，就一点收入也没有。经过算账，母亲们的顾虑解除了，纷纷表态：“我们愿送孩子们去。”［9］安泽县东洪驿农业生产合作社弓玉梅说：“通过算账对比，我真正认识了参加社内生产比在家纺线强的多，一天至少能做六分，给上保姆二分半，自己还净落三分半，在家谁给一个？”在她的影响下，全社有39个孩子交给7个保姆照顾，腾出母亲从事农业生产。（山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介绍（1956年3月）》，第8页。）

　　在换工解决保姆报酬方面，各合作社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制定。沁县南余交农业社规定，“看不会走路的小孩，每孩每天一分半工，看会走路的大孩，每天每孩八厘工”。［5］屯留县西故村合作社规定：“以小孩年龄计分，按分评定工资。看护一个两岁以下小孩计二分半，四岁以下计两分，六岁以下计一分，十分顶一个妇女全劳力。”［2］曲沃县提出，“一般的保姆报酬全部由母亲负责，应按农忙农闲增加或减少，更应按孩子大小和是否带好孩子来灵活增减，但总得应掌握母亲保姆自愿互利的原则”。［10］

　　其次，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的灵活托管

　　地方政府在鼓励合作社成立农忙托儿所的同时，提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勤俭办社，灵活托管。1956年，曲沃县政府向各农业社发出《关于大力举办农忙托儿所的紧急通知》，强调：“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原则，量力而行，目前举办最好采取统一领导分散托管的形式，由一个保姆看管二三个小孩较为合适，这样房子好解决，也很卫生，并能避免流行病的传染。”［10］祁县妇联提出，“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和生产的需要，群众的要求，积极建立各种形式的托儿组织”。［11］

　　到1956年，武乡县成立了104个托儿组、所，按照看管的形式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统一领导，分片集中，每个保姆看管3～6个孩子，受托儿童有100多个；第二类是保姆和受托儿童在一起的集中教养，受托儿童50多个；第三类是亲邻相帮、互相变工的看管。每半个月保姆和受托儿童集中一次，进行宣传教育。（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编：《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3集，1985年，第4～5页。）繁峙县铁家会乡南关社托儿所根据居住远近采取了统一领导、分散托管的形式，保姆在自己家或两三个人在一起照看多名孩子。［9］笔者在繁峙县东山乡南峪口村调查时发现，合作化时期亲邻相帮的托管方式在当地非常普遍。据赵秀英老人回忆，村里办合作社时，她因为身体不好，留在家里带孩子，除了自己的3个孩子外，还照看邻居的2个孩子。“那时也不说什么托儿所，就是乡里乡亲的，帮衬着看管孩子，收秋后人家给点儿粮食表示心意就行了，这在村里很平常。”（据笔者2013年2月21日在繁峙县东山乡南峪口村对89岁的赵秀英老人的采访。）

　　再次，加强监督，明确保姆责任，提高托管水平

　　为了保证农忙托儿所能够长期办下去，合作社对保姆都提出了具体要求，有条件的合作社还通过定期组织学习，提高保姆的教养能力。由于农忙托儿所的保姆多是村里不能参加劳动的老年妇女，她们的文化程度和教养水平决定了托儿所对孩子采取以养为主的家庭式教养。这一时期，各合作社对保姆的基本要求主要是保证孩子身体健康。黎城县停河堡村农忙托儿所是当地的模范托儿所，保姆对孩子照顾周到主要表现在：“到吃饭的时候，就给小的孩子喝拌汤，吃饱后，让大的领着小的做游戏，小孩们生活得舒服愉快”。［12］除保证孩子健康的基本要求外，一些有条件的合作社还通过成立托儿所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组织保姆学习等方式提高保姆素质。1952年3月，屯留县西故村召开了由全村托儿所委员、保姆、母亲代表参加的会议，总结一年来的成绩和不足，针对托儿所的卫生问题、保姆变工问题制定了相应制度。合作社“对保姆们进行了利己利人利国家的教育，给她们讲苏联托儿所的情形，告诉她们一些卫生常识。托儿所的爱国公约上，除了爱护儿童，注意儿童健康等外，还订有注意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2］

　　在强调社员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地方政府和合作社在农忙托儿所的组织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现了母亲、保姆都满意的目标。虽然这一时期农忙托儿所在幼儿教养方面没有太多现代色彩，但它因地制宜的灵活托管方式和保证幼儿身体健康的基本要求是符合当时农村社会实际需要的。

　　三、建设模范幼儿园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农村幼儿托管组织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托儿所、幼儿园作为农村公共福利事业的重要组成，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列宁曾把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的建立称之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开端。［13］8月，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各地纷纷加快了具有共产主义特色的公共食堂、幼儿园的建设。到10月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14］这一时期，不仅农村托儿所、幼儿园的数量超过此前，而且为了体现先进性，很多公社开始在幼儿园的规模和幼儿教养方面下工夫，模范幼儿园大量涌现。

　　1959年，阳城县南关村应朝人民公社在“试办典型、创造经验、推动全国”的口号下，建成了一个设有五室一厅一堂一场的模范幼儿园。五室包括教养室、幼儿宿室、洗漱室、教养员室、事务室；一厅指饭厅，设有桌凳；一堂即幼儿食堂，粮食由大队统一调剂；一场为体育活动场，设有木马、压板、转椅、篮球架。用汇报材料的话形容，“幼儿园内外环境美化似公园，真正成为一个生母常盼的，人人可爱的，百观不厌的，鲜艳夺目的，新鲜美丽的，能容纳180个幼儿的农村保育园”。［15］尽管描述比较夸张，但当时南关村幼儿园的建设确实符合模范标准，这在田野调查中得到了证实。阳城县南关村幼儿园至今仍在招生，已历经4代园长，是当地颇具口碑的民办幼儿园。据老园长崔雪桃（崔雪桃，1984～1998年任南关村幼儿园园长。笔者2013年2月15日在山西省阳城县南关村对其进行了采访。）介绍，南关村幼儿园最初在白家四合院成立，地方很大。孩子们白天在幼儿园吃饭休息，晚上接回去。幼儿园的设施有“跷跷板”、“旋转飞车”等，虽然不能和现在比，但在当时算比较先进的。南关村幼儿园一成立就被评为县模范幼儿园，经常接待外地参观者，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李德全曾来视察过，并给予表彰。

　　被评为县级模范幼儿园的还有武乡县的涌泉幼儿园。这所幼儿园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农忙托儿所，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涌泉托儿所扩大为包括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三位一体的幼托组织，并实行全托，入托的孩子共有134个。“全所建立了三堂（食堂、课堂、澡堂）、六室（洗脸室、展览室、隔离室、接待室、保健室、婴儿室）。为使孩子生活得更好，还种植有蔬菜园、果园，有奶羊、猪、鸡场，儿童食堂做到五天小改善，半月大改善，保证了孩子的营养。”1959年时，幼儿园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教师增加到30多个，房子30多间，定时发给饼干、糖块，统一定制衣衫。（武乡县妇运史办公室编：《武乡妇女运动史料选编》第3集，第127、142页。）涌泉幼儿园也是开办至今的民办幼儿园。据当地人讲，村里的幼儿园是和公共食堂一起办起来的，当时公社给幼儿园分了院子，安排妇女积极分子担任老师，孩子们都送到幼儿园，由于搞得好，县里还经常组织人到幼儿园参观。（据2013年2月17日笔者在武乡县涌泉乡涌泉村对76岁的王桂芬老人的采访，王桂芬家里有两个孩子上过涌泉幼儿园。）

　　与合作化时期农忙托儿所的家庭式托管不同，将孩子送入幼儿园进行集中教养对乡村社会来说是一件新事物。虽然公社为幼儿园提供了场地设施，使其达到模范标准，但缺乏经验却让很多幼儿园从成立之初就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榆次县卫星公社道坪生产队幼儿园刚成立时，有2名教师，30个孩子，为了不让孩子跑出去，教师就把门关上，引起了孩子的哭闹。家长说：“把俺孩子关在幼儿园哭一天，我才不放心。”没几天幼儿园就唱起了“空城计”。［16］万荣县红星公社大甲队幼儿园成立之初，两个教师面对几十个孩子哭闹、打架，一筹莫展，家长也不满意，不久幼儿园就办不下去了。［16］（p.20）对幼儿园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求公社选择更有育儿经验的妇女担任教师，动员家长捐玩具，教师制作玩具吸引孩子；一方面要求幼儿园管养又管教，提出对幼儿进行学前教育。道坪生产队幼儿园教师根据孩子情况采用了分班教学，开设歌唱、手工、图画、计算、认识环境等课程，不仅孩子喜欢，家长也满意，使幼儿园得以恢复。［16］（p.27）大甲幼儿园教师为孩子制作了各种玩具，还针对孩子特点教唱儿歌、编排舞蹈、组织游戏，丰富了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生活。大甲幼儿园的经验得到了政府的宣传推广，1959年，县乡政府先后组织200余人6次参观幼儿园。［16］（pp.21～24）

　　人民公社时期，幼儿园受到政府的重视，一批模范幼儿园应运而生。然而，在肯定基层社会从发展农村福利出发对幼儿托管方式进行尝试和探索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在追求“一大二公”、全面“跃进”的政治环境下，农村幼儿园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冒进、浮夸问题。如1958年10月，沁县烽火人民公社声称仅用7天就在公社实现了全托，建设幼儿园53个，受托孩子达到了1480个。［17］襄垣县妇联宣布，经过20天的苦战，全县办起幼儿园和托儿组织共1414个，96.4%的孩子受到了集体教养。［18］繁峙县城关人民公社宣布，1959年底成立幼儿园57个，并要在1960年初按片建立14个幼儿食堂，实现全社婴幼儿百分之百受托，以迎接1960年的特大“跃进”。［19］这些数字明显带有浮夸成分。笔者在繁峙县城对多位75岁以上老人进行走访时发现，她们大多数对人民公社时期开办幼儿园印象不深，只提到县城在办食堂的时候开过幼儿园，也没有多少孩子，不久就解散了。据老人们回忆，当时，村里的孩子大部分还是由家里老人看管，还有些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地头玩。曾作过东山底公社大队会计的李宝廷老人更是直接表示，当时大队的幼儿园就是在一户人家院门上挂了块牌子以应付检查。（据2013年2月20日笔者在山西省繁峙县对贾正花（78岁）、杜巧云（89岁）、李英英（82岁）、李先英（78岁）、李宝廷（78岁）等的采访。）

　　四、政府领导下的集体福利事业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农村幼儿托管形式经历了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的转变，幼儿托管的性质、方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地方政府和民众对建设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尝试。

　　从保姆到幼儿教师

　　自1958年各地兴办幼儿园开始，保育员、教养员、幼儿教师取代了原来保姆的称呼，这些人员不再是村中缺乏劳力的老年妇女，而是由公社选定的、政治表现突出的青年妇女骨干担任，并要定期接受上级部门的培训。

　　1958年，稷山县开始大办幼儿园，县文教局从各农业社选拔幼儿教师近700名，对她们进行了以政治教育为主的轮训，并通过组织参观学习、召开现场会议、举办讲座等方式提高她们的业务水平。为进一步指导幼儿园工作，文教局编印下发了《幼儿园和幼儿教育的基础知识》、《农村幼儿园工作》等小册子，规定了一个供全县幼儿园参考的作息时间表和课程时间表。［16］（pp.5～7）阳城县南关村应朝人民公社在选择幼儿园工作人员时要求“必须是政治可靠，在社员中有威信，态度和蔼、爱护孩子的人”，公社每7天组织教养员学习一次业务，每10天召开一次生活会议，每半个月开一次生母会议。［15］1959年9月，繁峙县城关镇政府和妇联向各管理区发出集训幼儿教师的通知，要求各管理区选送“政治清楚，热爱妇幼工作者”参加，“绝对不能缺额”。［20］经过政府的选拔和培训，农村幼儿教师的素质得到了提高，这成为建设模范幼儿园的基础。另一方面，教养者身份的变化也表明这时期幼儿托管的性质已经从社员之间自愿互利的民间组织变成了政府直接领导下的集体事业。

　　从分散托管到集中教养

　　与合作化时期分散的家庭式托管不同，人民公社时期，受“一大二公”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在幼儿园建设中普遍表现出对“大”和“公”的追求。

　　1958年5月，阳城县北留庆丰大队幼儿园成立，11月宣布实现了全托，被评为县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21］1958年，阳泉市矿区公社下五渡农场幼儿园成立，入园孩子由22个增加到116个，实现百分之百入园，被评为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22］绛县下柏乡红旗人民公社在幼儿园成立不久就实行“集体幼儿生活制”，入园的41个孩子实行全托，吃饭、住宿全部在幼儿园内。［23］沁县烽火公社全托幼儿园的孩子，每人每月供给20斤细粮，半斤粉条，每天半斤菜，其余实报实销，月终到社里结算，烧燃煤炭由各队负责输送，保证孩子们一周不吃重样饭。公社还计划每年给孩子们做两套外衣。［17］1959年，榆次卫星公社道坪幼儿园宣布实现幼儿百分之百入园，成立了幼儿食堂，规定每个幼儿每天供应成粮12两。幼儿园和保健站每星期为幼儿做一次体检，每月理发一次，每七天洗一次衬衣，人人有口罩。［16］（pp.16～18）

　　抛开上述经验材料中可能存在的浮夸成分，仅从政府对这些模范幼儿园的表彰和宣传就可以看出，公共福利式的集中教养成为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幼儿园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事实上，这种突出集体优越性的福利幼儿园与当时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并不相适。一方面，囿于经济条件，地方政府很难长期为幼儿园提供高标准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全托式的“集体幼儿生活制”有悖于乡村社会传统的教养观念，很多家长并不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这在材料中多有体现。

　　从以解放妇女为目的到以幼儿教育为目的

　　合作化时期农忙托儿所的成立是以解放妇女、增加劳动力为主要目的。到人民公社时期，随着幼儿托管性质的改变，其服务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开展幼儿教育，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成为幼儿园工作的重心。

　　1958年，稷山县文教局明确指出，办幼儿园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妇女劳力和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新生的一代，“幼儿教育的具体任务是要把儿童培养为有文化、爱劳动、身体健康的共产主义新的一代”。［16］（p.2）繁峙县妇联要求，“孩子入园后可以受到学前教育，成为有礼貌、懂道理、勇敢、活泼、心情舒畅的好孩子”。［24］根据政府对幼儿教育的要求，一些经过学习培训的幼儿教师开始尝试用新方法来教育孩子。绛县下柏乡红旗人民公社的幼儿教师陈燕皎是公社团委副书记、妇女主任，她提出对幼儿进行爱劳动、爱学习、爱祖国的道德品质教育，在幼儿园里开辟幼儿菜园，教孩子们浇水、拔草、上粪；给孩子们讲黄继光、刘胡兰的英雄故事；教孩子们识字、唱歌。［23］阳泉矿区公社下五渡农场幼儿园根据孩子的年龄编成不同班级，建立卫生股、歌咏队出街宣传；按照孩子的接受能力，除正式上课外，还组织孩子们早操、游戏、跳舞；带领孩子们到地里看农民种地、到工地看工人建筑房屋、到村外、路旁、地头认识自然环境，丰富孩子们的生活内容。［22］太谷县贯家堡幼儿园开设了语言、算术、手工、音乐、体育五门课，还“经常带孩子们到野外去，认识麦子和韭菜有什么区别，玉茭和高粱有什么不同。让他们听嗡嗡的电动水车，隆隆的锅炉机，看绿油油的禾苗，果实累累的果园”，“培养了幼儿尊敬工农，热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美德”。［25］

　　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下，幼儿园作为集体福利事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全面建设。农村幼儿园的兴建是对农忙托儿所的继承和发展，但也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幼儿园建设与农村实际的脱节。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大多数农村幼儿园与公共食堂一样很快被解散，幼儿托管重新回到了亲邻相帮、奶奶看孙子的形式，但是这一时期农村幼儿园在提高教师水平、发展幼儿教育方面还是留下了值得肯定的经验。

　　农村幼儿托管方式经历了从农忙托儿所到福利幼儿园的转变，其中既有根据农村实际需要出发的民间创造，也存在浮夸冒进的问题。反思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那个特殊时代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改造过程，理解政府和民众对建设理想社会的探索和尝试，而且对解决当今农村社会问题，尤其是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例如，要从农村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建立农村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避免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政府可以尝试鼓励扶持民间资金和社会力量兴办形式多样的儿童托管服务机构，并通过政策引导使其成为互利的、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在对农村儿童托管组织监管的同时，政府应利用资源优势，在改善托管条件、提高托管人员素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使农村儿童托管真正做到既管养又管教，做到家长、孩子、政府三满意。

　　［参引文献］

　　［1］《全省妇女代表会议决定妇女应做的事情》，《山西农民》1949年11月10日，第2版。

　　［2］《屯留县西故村农忙托儿所办得更好了》，《山西农民》1952年4月21日，第2版。

　　［3］《新河村成立了保姆小组，带孩子的妇女上了民校》，《山西农民》1952年12月14日，第4版。

　　［4］《把孩子送到农忙托儿所去》，《山西农民》1955年6月1日，第3版。

　　［5］《南余交农业社组织农忙托儿所，腾出有小孩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山西农民》1954年7月7日，第2版。

　　［6］《寺沟会村的妇女变样啦》，《山西农民》1952年8月14日，第2版。

　　［7］《白羊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更加提高》，《山西农民》1953年9月5日，第2版。

　　［8］《曲沃东城村成立了托儿所，解决了带孩子妇女的学习困难》，《山西农民》1952年12月1日，第4版。

　　［9］繁峙县妇女联合会：《铁家会乡南关村工农联盟社是怎样办起托儿所、幼儿园的（1956年7月3日）》，忻州市下茹越公社大沟大队档案：6-2。

　　［10］《曲沃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大力举办农忙托儿所的紧急通知（1956年5月28日）》，侯马市上平望村档案：131-5。

　　［11］祁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秋季妇女工作安排的初步意见（1956年10月3日）》，祁县里村档案：42-63。

　　［12］《农忙托儿互助组》，《山西农民》1952年5月17日，第3版。

　　［13］曹冠群：《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58年6月2日，第2版。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26页。

　　［15］《阳城县应朝人民公社飞进大队不花一分钱由半托幼儿园办成全托保育园的专题材料（1959年）》，阳城县南关村档案：18-11。

　　［16］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妇女联合会编：《幼儿园的教养工作——托儿所、幼儿园工作经验选辑之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17］《山西省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发言稿》，阳城县南关村档案：156-136。

　　［18］山西省妇联编：《实现五化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山西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19］繁峙县城关公社妇联会：《城关公社关于三八节前妇女工作任务及要求（1960年2月7日）》，忻州下茹越公社大沟大队档案：32-19。

　　［20］繁峙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关于1960年“三八”节前训练一批保育员、保健员、接生员的通知（1960年2月22日）》，忻州下茹越公社大沟大队档案：32-27。

　　［21］《北留庆丰大队幼儿园是怎么办起来的（1958年11月）》，阳城县南关村档案：157-50。

　　［22］师玉英：《我们的幼儿园是如何办好的（1958年12月）》，阳城县南关村档案：163-8。

　　［23］陈燕皎：《全心全意培育祖国的花朵（1958年11月）》，阳城县南关村档案：156-85。

　　［24］繁峙县妇联会：《搞好幼儿园几点意见（1958年8月）》，忻州下茹越公社大沟大队档案：25-40。

　　［25］吕凤花：《当好培育祖国花朵的园艺师（1958年12月）》，阳城县南关村档案：1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