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初的北平充斥着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七岁以上的失学儿童及成人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1］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市委高度重视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于4月16日提出“各大学、中学与完小，应设成人补习学校，给失学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以文化和政治教育”［2］。市委书记彭真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成年文化补习教育，要和学校教育一样地重视”［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创办各种类型的业余教育，北京市业余教育从无到有，蓬勃地发展起来，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首都，北京市的业余教育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业余教育关注甚少，本文拟通过梳理和分析有关的档案文件、报刊资料，对其进行历史考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业余教育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业余教育可分为两类：“一是扫盲，这是全民性的。二是业余中、小学，这是部分人参加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干部、职工、农民和手工业者。”［4］北京市由于文盲、半文盲人口众多，因此，识字教育、扫盲教育是重点。 

　　（一）业余教育的初创 

　　“扫除文盲工作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工作，必须坚决走群众路线。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讲清道理，打通群众思想，引导群众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自己的文化学习问题”。［5］北京市兴办业余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联系群众、发动群众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 

　　1.发动学员来学习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群众对参与业余学习的兴趣不高，一些人对举办业余学习的目的认识不清，“有的说学识字没有棒子面要紧，有的怀疑入夜校会让自己南下”［6］；有的封建观念浓厚，怕男女混在一起上学出问题，［7］甚至“把十几岁的女儿藏起来，不让上学”［8］；有的群众迫于生计压力因而对学习文化的积极性不高，认为“我家里是让我出来学手艺的，没有让我上学”，“不上学也一样吃饭”［9］；有的资本家认为工人上夜校目的是为了对付掌柜，因此千方百计地阻挠工人参加学习。 

　　针对这些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三种措施宣传动员，消除群众的顾虑。一是开展“文化诉苦”教育。通过诉苦，人们将自己没能接受教育归咎于万恶的旧社会，认识到现在翻身做了主人，必须有文化才能为新社会做贡献。《人民日报》认为采用“文化诉苦”来发动群众参加业余学习的方法值得推广。［10］二是利用积极分子带动一般群众。例如积极分子铁匠王宝仲对别人说：念书“可以让咱明白好些大事情”，“你学了写字就可以写信，看信，用不着再去找别人了。学会了算术就会记帐了，买卖也不致弄错了”［9］。积极分子的带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第十区的一个段在动员了积极分子以后，第二天他们就带起来一百多学员”［6］。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为引起群众学习文化的兴趣，“各区派出所、文教科、妇委会、中、小学校长、教员们曾结合起来，利用各种方式和机会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如街头演讲，表演话剧（不识字的痛苦），开闾长会、军属代表会”［6］。工厂的宣传更加深入，如1950年4月石景山钢铁厂职工业余学校成立，“通过广播、大字报、黑板报、小组座谈以及各种会议宣传，二千余人自愿报名参加了学习”［11］。总之，通过宣传动员，群众被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业余教育。 

　　2.自筹自办学习场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提供群众业余学习所需要的条件，为此，党和政府充分发动群众解决办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努力实现群众自筹自办业余教育的目标。 

　　一是动员群众自筹桌椅等硬件设施。如北京市四区、五两区办工人夜校，“首由区工会办事处主动的和各行业工会的干部、积极分子商谈，并在工人当中进行酝酿讨论。然后，召开各单位工人代表会议，共同研究夜校问题：筹备校址及用具，制订夜校制度”。［12］ 

　　再如，“十区左安门夜校通过校委会发动学员，全部解决了桌椅家具问题。九区第十六派出所学员自己做黑板，找地方。”［6］邱家胡同工人夜校中的青年团员被发动起来，集资买了一些书，成立了流动图书馆，每天上课前由团员把书背来，放在教室里供大家看，许多工人上课前一个钟头就来看书。［12］ 

　　二是充分利用现有全日制学校人力、设备，开办各类业余学校。北京市教育局号召各级机关、团体、学校依照各所在地情况，分别开办不同形式的成人补习教育机构。市教育局及各区文教科把中学生和中小学教职员组织起来，利用中小学的设备条件，开办成人补习学校，校址就设在中学或者小学里。［13］“五区区委会宣传部、区工会首先和圆恩寺小学校合作，办了一个夜校，圆恩寺小学校长刘伯涵极为热心，筹备教室、黑板等用具，并动员该校教员担任夜校文化课程。在他的带头下，大石桥、启新、欣生、德胜、竞仁、慈华等小学，求实中学，辅仁大学都先后成立了工人夜校。”［12］北京师范大学“有二百五十多同学在本市九区和七区办工人、店员、妇女、成人等夜校六所，学生有九百八十四人，共分三十四班”［14］。 

　　1949年北京市业余教育取得了较大进展，10月下旬，全市已开设成人补习班84处，共有4764人参加学习。［3］（p.814）工人业余教育取得的成果更是突出，各公营企业“经半年的时间，成立起七十处工人夜校，四百个学习组，一百二十个学习班”；在私立工厂工人和散工中“组织起一百九十一个学习班，男女工人八○九八人得到了学习的机会”［15］。 

　　（二）业余教育正规化 

　　随着城市接管工作的完成，党和政府决定加强对业余教育的领导，使业余教育正规化。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提出要“创办正规的业余学校”［16］。为推动业余教育正规化，北京市做了以下努力： 

　　1.建立了统一的领导 

　　1950年3月，北京市成立了以副市长吴晗为主任委员的市业余教育工作委员会，［17］加强对全市业余教育的统一领导。 

　　2.规范组织教学 

　　第一，实行分班教学。“严格分班，小孩和成人必须分开；文化程度高的和低的必须分开”［18］。第二，实行教师专任制，稳定教师队伍。第三，规范教学内容。北京市明确提出业余教育“以学习文化课程为主”［19］，“建立考试制度，规定一定课本教材”［18］。第四，建立正规学制和工作制度。各业余学校“都设有校务委员会，由各工厂机关或行政区的负责人兼任校长，在校务委员会之下设教务主任，领导全校的教学业务。各班有班主任，由专任教员兼任，领导全班的学习。各班学员按照工作部门和居住地区分编若干学习小组，各选组长一人，协助班主任进行学员学习互助”［19］；“学员学习毕业后将领到与一切正式小学、初级中学同等效力之文凭”［20］。 

　　3.形成了三种类型的业余教育 

　　第一类是以有组织的工人和干部为对象的职工业余教育，即职工业余学校；第二类是以城市中无组织的普通劳动群众为对象的劳动人民业余教育，即劳动人民业余学校；第三类是以郊区农民为对象的农民业余教育，办学形式有冬学和农民业余学校（以下简称民校），前者办学有季节性，后者是具有常设性质的比较正规的办学。上述三类业余教育覆盖了北京市社会各个阶层，使工人（包括干部）、街道无组织的市民、郊区农民都有机会接受业余教育。 

　　1950年，北京市业余教育正规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办学已初具规模：“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现在共有49校，31472人”；“在各区的工人补习学校和成人夜校中，还有学生18744人参加学习。在农民教育方面，郊区共有民校185班，5120人。1950年年底各行政村已普遍地办了冬学，共发展到720班，学员21361人”。［21］1951年，北京市几乎村村有民校，至1952年8月，民校学员达5万人。［22］ 

　　（三）业余教育的高潮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迫切希望改变文化落后的状态，党和政府顺应这种要求并领导北京市人民掀起了两次规模浩大的扫盲运动，形成了两次业余教育的高潮。 

　　1.第一次高潮：1952年识字运动 

　　1952年1月，北京市开始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的实验工作。首先，在高碑店农民中开办了一个实验班，实验取得成功后在群众中大规模推行了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计划培训干部5000人、工人10万人、青年农民8万人、市民5万人”。［22］（p.385）北京市各区都成立了识字运动委员会，建立了各级领导机构，成立了各行业和各街道分会组织。1952年，北京市的识字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果，扫除文盲25000人，超过1952年以前两年间扫盲的总数。［16］(p.228) 

　　2.第二次高潮：1956年扫盲运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人民群众更加迫切地希望改变落后的文化面貌。1955年底，教育部正式要求两三年内扫除现有职工中的文盲。为了协助政府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扫除文盲运动展开。［23］ 

　　北京市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将扫盲工作作为“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作为“发展生产、改进工作和进一步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条件”。为此，北京市提出了“到1962年基本扫除文盲”的目标，“以14岁以上的文盲为对象，职工中的文盲要求在3年至5年内基本上扫除；农民、手工业者和街道居民中的文盲要求在5年至7年内基本上扫除；干部中的文盲争取在2年至4年内基本上扫除”。［24］教育部也希望北京市在这次运动中起示范作用，指出：“首都要带头，扫盲速度要加快”［4］。到1956年底，北京市扫盲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扫除文盲51800人；业余高小卒业的11000人”［16］（p.367）。 

　　由于北京市能够集中党、政、工、团等各种资源来发展业余教育，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推进，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业余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二、业余教育机构的日常运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北京市业余教育在教育对象的选择、办学管理模式、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学内容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业余教育对象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人是城市生产的主力，因此，在业余教育推广的过程中北京市明确提出“工人教育为城市社教工作重点”［15］。1950年4月，北京市有“业余学校二十六所，学生总数为二万零五百二十三人，其中工人约占四分之三以上”［25］。由于产业工人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在招生过程中实行“先干部、产业工人的原则”。例如1953年，西四区“职工业余学校学员人数为5800余人，干部、产业工人约占80%，行业工人则减少到20%左右”［26］。 

　　劳动人民业余学校和乡村民校在招生过程中也秉承着为生产服务的原则。劳动人民业余学校招收学员时强调招收“那些本身即做工者”，“发动店员、学徒或干苦力活的人，以增加劳动人民的数额”［27］。民校招生的对象则“首先着重村干部、积极分子及青年男女，逐渐推广到一般农民”［28］。 

　　（二）从实际出发，采用灵活办学的模式 

　　城市劳动人民、工人及城郊农民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学习条件尤其是可用于学习的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创办业余教育时，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办学模式，劳动人民业余学校和民校一般以地域为单位，职工业余学校则是以单位或行业为单位。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副市长吴晗在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指示，业余教育“在条件许可下必须尽可能采取正规的教育形式”，“在条件不足或不可能正规化的地方，采取识字班、文化班等形式”，为使业余学校和识字班“互相结合，取得互助之效”，可“从业余学校的学员中培养‘小先生’，去帮助不能入学的工人或干部进行识字教育”［19］。例如，东单区业余学校在各街道组织了大量识字小组，主要组织那些因没有固定时间参加正规业余学校的家庭妇女学习，到1951年底已成立了148个小组，学员达到1250人。［29］ 

　　（三）组织学员参与业余教育的管理 

　　在办业余教育的过程中，北京市提出了“大家办夜校”的口号，发动群众自己管理学校，让每个人都负起一定的责任。［30］在工厂，工人自己办学校，“在工人中选出校长、教务、事务主任等，自己管理学校中一切行政工作”［10］。如“新街口工人夜校及钢铁厂工人夜校的校委会为了更具体地分工负责，根据工作需要特设统计、整洁、壁报、纪律、康乐、总务、检查等组，分头推动工作。有些工人是学员，又是夜校干部，既培养了工人办事能力，又巩固了夜校的组织”。［12］在街道，“大多数成人夜校已建立了校务委员会，指定专人负责，吸收学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并组织了不少学员参加学校的事务与管理工作”，“有些夜校已在学员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了点名、测验和奖励等制度。并且一般的都按居住地区编成学习小组，由小组长督促和掌握学习纪律，管理日常生活”［6］；“街道不少积极分子长年坚持义务工作，管理学校就像管家务一样认真负责”［31］。 

　　（四）业余教育教师的来源、聘请形式及培养 

　　北京市业余教育的教师主要来源于群众，实行“以干教干”、“以工教工”和“以民教民”的方针。如1950年，第六区的12个成人夜校，绝大部分教员是地方热心人士和大学、中学学生。［32］1956年，前门区的业余教育主要靠义务教师，“经常有200人以上的义务教师担任教学工作”［31］。群众教师大多是义务劳动，只领取少量补贴，有的甚至不领补贴。以1950年的东单区劳动人民业余学校为例，群众教师75人，他们大多是街道动员来的失业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员及部分大学、中学学生，领补贴的约占全体群众教师的1/4。［29］ 

　　业余教育的教师聘请方式有专任和兼任两种。虽然当时认为业余教育实行“专任教员制是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避免教员的流动，增强其责任感，加强师生联系”［18］，但是由于专任教师需要拨发工资，而兼任教师只要少量的补助，有的甚至是义务劳动，因此在当时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北京市业余教育以兼任教师为主，专任教师为辅。如西四区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一直是兼任多于专任，1950年专任教师13人，兼任教师20人；1951年专任教师19人，兼任教师30人；到1952年7月，专任教师发展到46人，而兼任教师发展到101人。［26］ 

　　业余教育能够顺利开展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爱岗敬业、政治过硬的群众教师队伍。北京市十分重视业余教师队伍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业务培训和政治学习两方面。培训的方式多种多样：一是通过座谈会集体备课，如第五区干部经常召集教员开座谈会，“把学员的意见和要求告诉他们，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并让他们彼此交换教学经验”。［30］第三区经常组织教员集体备课，“结合每一阶段的教学中心拟定提纲，组织他们学习和讨论，使教员在教学以前有所准备，就讲得比较好些”。［6］二是举办师资训练班，如1950年9月，北京市业余教育工作委员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业余学校专任国文教师学习班，“学习内容有：文艺基本知识，国文教学法、文法、文章作法、作品研究、工厂文艺等。共分十二讲。讲员有叶圣陶、王亚平、罗常培、李广田、周巍峙、端木艺良等”［33］。三是举办专题报告。为解决业余教育中某一特定教学问题，北京市还邀请有关专家举办专题报告讲座。如1950年8月，文教局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三次专题报告：教育部社教司郑之东讲了《成人识字教学》、政务院秘书长孙起孟讲了《国语读写教学》、全国总工会文教部彭庆昭讲了《国语教材的运用与补充教材》。［34］ 

　　除上述措施之外，为了推广各地先进的教学经验，北京市还于1950年创办了《业余教育通讯》，成为教员业务学习的重要参考资料。［35］ 

　　（五）业余教育的教学内容 

　　业余教育初办时期，“学生不爱学文化，爱听时事分析，老解放区和解放军的故事”，因此上课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但时间久了，学员就“自动要求学写信、算账等”［18］。群众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业余教育的内容便以文化课为主。 

　　1.政治教育 

　　业余教育中，政治教育和形势教育占教学内容很大的比例。入城之初，成人夜校政治课的内容有“社会发展简史”、“劳动创造世界”、“谁养活谁”、“党的城市政策”等（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东城区大事记（第一卷）（1949~1966）》，1997年，第165页。）。学习的内容既有政治理论，也有当时具体政策的学习，如“通过夜校来传达、布置工会工作，解决劳资纠纷等问题，使工人觉得夜校与自己有密切关系”［36］。在教学方法上，“一是结合课文讲述，一是临时性的时事和主要文件”［27］。 

　　结合政治运动开展政治学习是业余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麻峪村“模范教员梁玉江与模范学员李淑芳（区人民代表）在区上开会，听到要广泛地动员群众反对美帝武装日本，镇压反革命……他们回去后就研究了教材，把民校课本‘救蛇害己’提前讲，并挑选了报上的朝鲜通讯，如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向学员们读报”，使群众认识到政府为什么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进行抗美援朝。［7］ 

　　2.结合工农需要开展文化教育 

　　业余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成人，由于其“理解力强，记忆力差”、“知识广泛，实际经验丰富”、“有相当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37］，因此吴晗曾指示：“成人教育应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国文课应多教应用文，多作练习，自然课应从成人的生活经验基础上提高，多作实验，添置必要的挂图、仪器”［19］。 

　　北京市业余教育实行“学员需要什么就教授什么”的方针［36］，为此，北京市鼓励“教员要经常与工人联系，注意听取工人的反映，使讲课和工人的思想情况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多采说故事的方式讲课”［38］，提出“教材内容最好能密切结合工人的生活，做到学了能用”［12］。如“一区四个夜校首先教学员学写发票，收据，便条等应用文；五区三轮工人夜校教授珠算及简单的会计等实用的课程”［12］，“邱家胡同夜校教斤两互求法、九九表，辅仁大学的女工夜校教珠算，搬运组成立了会计班”［36］，这样的学习得到了学员的热烈拥护。 

　　3.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相结合 

　　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数学教员许世英知道四区宣传人员的数目后，就给初级班四年级学生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我四区机关、学校、工厂、市民五千九百人，组织了三十七个宣传队向十一万六千市民作了宣传。我国共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问需要多少宣传人员？”答案算出后，很多学员向许世英提出保证：“知道了国家需要这么多宣传人员，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负起宣传的责任。”［39］类似的例子在当时文献中还有很多记载。 

　　此外，文娱活动是工人夜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人们也希望上文娱课，如“十一区工人夜校中的高、中两班的工友喜欢到初级班去上课”，因为“可以学学歌子”。有不少业余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如“慈华、燕京两个夜校都成立了阅览室、工人们自己凑钱，买了一大批书，并置有锣鼓乐器等，成为一个俱乐部的雏型。工人们一下班后，有的就到阅览室看书，有的练习唱歌，有的打起锣鼓，扭起秧歌”。［12］ 

　　三、业余教育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业余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普遍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改变了部分群众的命运 

　　业余教育提高了居民的文化素质。据《人民日报》1957年1月报道，北京自解放以来，“一共扫除文盲十七万七千人，目前已经有一些工厂和农村基本上没有文盲了”［40］。 

　　学员们通过学习增强了工作的能力。“干部工人识了字，提高文化，能看有关生产技术的通俗书刊，从而提高了工作能力和生产技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原排字时是一个一个的检字、效率低且常出差错，自学习文化后，逐渐提高了生产效率，一般的能看一句捡一句，而且错误也减少了”。［26］ 

　　不少学员通过学习改变了命运，例如“朝阳门小学夜校暑假之后有三十名找到工作。新鲜胡同和重点夜校也有不少学员很顺利地考上了机关部门的工作”［41］。前门区“部分街道市民上了夜校后，摆脱了文盲状态，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有的具备了就业条件，大批青年参加了国家生产建设，考取学徒工、教师、干部、服务员等”［31］。工人祖仲元参加学习后考上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并被选为组长。［12］ 

　　（二）通过业余教育将群众组织起来 

　　曾任北京市第三区文教科科长的宁可回忆，入城之初办夜校的目的“首先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掌握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其次才是提高文化水平。（李钧、何守智、王文华、宁可口述，黄利新等整理：《解放初我在东城的工作》，《当代北京研究》2010年第4期。） 

　　参加业余教育的学员经常被组织起来协助政府完成一些重要工作。在乡村，1951年、1952年春天抗旱点种，许多民校学员都自动组织了抗旱大队。［42］麻峪村民校在抗旱点种时，组成了4个抗旱大队，内分42个互助小组，不但组内互助，还给烈军属代耕。［7］在贯彻《婚姻法》、执行爱国公约等工作中，民校学员都积极带头。不少乡干部说：“冬学、民校是村里推动工作的好地方，没有它，什么也不好贯彻！”“有点什么事民校一宣传，全乡都知道了”［42］。在城市，夜校经常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宣传工作和突击工作，如1950年，“六区成人补习学校师生二百余人（其中妇女占百分之七十）曾于八月十一日参加修 

　　路，一个半钟头内，便完成了一百五十公尺的土路”［43］；东单区劳动人民业余学校学员经常自愿地组织服务队进行社会服务活动，如“文化馆的一切展览，晚会的服务员完全由学员包办下来”［29］。类似事情在当时的文献中还有大量记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业余教育机构像工会、妇联、农会等组织一样，将一部分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如抗美援朝运动一开始，“第九区的儿童识字班、妇女、成人补习学校的教师与学生约三百人，先后组织了四个秧歌、腰鼓宣传队到街头宣传了三天”。［44］东单区业余学校学员“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宣传……在捐献运动中，各分校都争先恐后地捐献或举行义卖。如南河沿分校在1951年内就捐献了180多万，志愿军代表回国时又向他们献花献旗并与志愿军建立经常的联系”；“全区各分校都在老师领导下给军属送光荣匾，光荣灯及喜报，组织秧歌队，给军属拜年，帮助军属做活计”［29］。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麻峪村“民校成了一切活动的核心”。［7］ 

　　（三）加强了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有利于城市政权的稳固 

　　旧社会，接受文化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新中国成立后业余教育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甚至由此改变了命运，这使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新政权。如夜校学员王玉璋说：“今天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咱们恐怕一辈子也没有学习机会”，“今天的幸福是毛主席给予的，应该深深地感谢毛主席。”［45］参加业余学习成为广大市民 “翻身”、“当家做主”的一个重要标志，也使新政权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支持。 

　　业余教育的学员还自觉成为国家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北京市“大部分家庭妇女，过去从不参加集会，但现在区里每开群众大会，夜校的妇女全很高兴地去参加并自动当纠察，还常常上台讲话。有些学生中已加入了共产党或青年团，还有的担任了公安小组长”［14］。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东观音寺夜校学员王桂荣听了宣传教育后，马上动员街坊刘某向政府坦白自己的偷税行为。在宣传《婚姻法》、镇压反革命等工作中，党和政府首先对夜校学员进行教育，然后通过夜校学员向其家属和周围群众展开宣传。［29］ 

　　业余教育还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在城区，学员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不少同学和教员做区街代表或组长，有的投考各部门机关工作去了”［27］。在郊区，“丰台区郭公庄张文汉原是文盲，学了文化后当了乡长。南苑区很多乡的文教委员是民校学员当选的。东郊区花园闸乡11个主要干部中就有8个是民校学员，有17个人出了乡到工厂、到区政府合作社等部门当干部”。［42］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业余教育不仅是文化教育，而且成为国家重构基层社会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 参 引 文 献 ］ 

　　［1］《首都社会教育正积极推广　五万人参加学习　电教队经常外出放映　七个月观众十四万人》，《人民日报》1950年1月9日。 

　　［2］《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人民日报》1949年5月29日。 

　　［3］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页。 

　　［4］孙祖年：《教育部没有认真研究工农业余教育——访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副局长关世雄》，《人民日报》1957年6月4日。 

　　［5］《扫除文盲的工作必须整顿》，《人民日报》1953年4月9日。 

　　［6］江夏：《广泛组织群众推行普及教育　首都创办成人夜校　入学人数已达万五千余人》，《人民日报》1950年2月8日。 

　　［7］土光：《北京市郊区麻峪村民校是怎样发展和巩固过来的》，《人民教育》1951年第9期。 

　　［8］宁可：《介绍一个比较正规的成人夜校》，《人民日报》1950年3月24日。 

　　［9］杨淑智：《怎样动员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上夜校》，《人民日报》1949年8月12日。 

　　［10］齐朝：《怎样办工人夜校》，《人民日报》1950年1月24日。 

　　［11］周耀东、冯磊：《石景山钢铁厂业余学校今开课　两千余工人开始正规文化学习》，《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 

　　［12］《京市各区怎样办工人夜校》，《人民日报》1949年12月6日。 

　　［13］《京市成人教育发展迅速　补习学校已达百处　教材问题亟须解决》，《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4日。 

　　［14］《师大同学举办夜校　工人妇女儿童一千八百余入学》，《人民日报》1950年4月17日。 

　　［15］《华北区一年来的城市社会教育》，《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6日。 

　　［16］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3）》，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7］《京各界人士组成委员会　领导业余教育工作　全市已建业余学校二十一处　入学工人干部已达万五千人》，《人民日报》1950年3月18日。 

　　［18］《京市第七区整顿成人夜校　吸收千余劳动市民参加　组织正规学习获得经验》，《人民日报》1950年1月7日。 

　　［19］《在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吴副市长关于执行一九五零年度文教卫生工作计划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8月10日。 

　　［20］《京市公安局举办业余文化学校　文化程度低的人员均可参加》，《人民日报》1950年3月18日。 

　　［21］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22］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23］《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人民日报》1956年3月16日。 

　　［24］王琦：《解放初期北京市的工农业余教育发展概况》，《北京党史》2011年第3期。 

　　［25］《京市大力开办业余学校　现有二十六校学生二万余人中工人占四分之三》，《人民日报》1950年4月23日。 

　　［26］《西四区职工业余教育四年来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19-2-60。 

　　［27］《五〇年下半年一区成人补习学校工作总结报告》，北京市东城区档案馆：11-8-2。 

　　［28］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页。 

　　［29］《东单区劳动人民业余学校工作总结（1953年11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档案馆：11-8-51。 

　　［30］穆扬：《京市业余补习教育获经验　按行业办工人夜校　各区已设百余校学员达万名　打下业余补习学校基础》，《人民日报》1949年12月6日 

　　［31］《前门区业余文化教育工作报告（1956年）》，北京市档案馆：39-1-442。 

　　［32］《北京市人民政府第六区公所一九五〇年夏秋两季工作报告（1950年11月23日）》，北京市档案馆：39-1-112。 

　　［33］《京市业余学校专任国文教师学习班　今日开始第一讲》，《人民日报》1950年9月18日。 

　　［34］王明：《帮助业余学校等学校教员学习　京文教局将举办专题报告　第一次定今日在文化宫举行》， 

　　《人民日报》1950年8月18日。 

　　［35］诸有琼、穆扬：《京市业余补习学校在发展中　全市已有五万七千余人入学》，《人民日报》1950年6月4日。 

　　［36］李子英：《教育内容适合学员需要　五区工人夜校发展》，《人民日报》1950年1月20日。 

　　［37］许志伟：《业余学校开办以来》，《人民日报》1950年5月29日。 

　　［38］《发展工人夜校　京市总工会搬运、手工工人工作委员会分别举行干部会》，《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5日。 

　　［39］傅冬：《业余学校是深入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介绍北京市第四区职工业余学校》，《人民日报》1951年5月11日。 

　　［40］《北京去年扫除文盲五万多人》，《人民日报》1957年1月8日。 

　　［41］《第一区区公所文教科五〇年工作总结》，北京市东城区档案馆：11-8-2。 

　　［42］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3）》，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页。 

　　［43］纪纲、志诚：《京市各区人民代表会议检查了干部作风　干部进一步与群众联系　各项工作开始有了改进》，《人民日报》1950年8月22日。 

　　［44］《首都各界人民的反侵略活动》，《人民日报》1950年8月4日。 

　　［45］王凡：《京市二区不少妇女积极参加夜校学习　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的好处　由衷地感谢毛主席》，《人民日报》1950年10月5日。 

　　［责任编辑：郑　珺］ 

　　［作者简介］黄利新，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1064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1949~1966）”（14BDJ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研究（1949~1956）”（13YJC770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