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曾志刚，赣南师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朱钦胜，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西 赣州 341000)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运用在苏区党的全部活动中，初步形成了党的根本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密切了苏区的党群关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目前，学界关于党的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方法、群众监督、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群众路线只有少数研究涉及。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进行群众路线的探索、实践及现实启示。

　　一、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提出了鲜明的群众观点。1922年，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无产阶级群众而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组织群众性的政党。由此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树立了群众观点，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和组织，还不太可能提出党的群众路线。随后，国共两党建立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联合开展北伐战争。然而，北伐战争主要是依靠国民革命军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只是作为国民革命的参与者，因而在国民革命中动员群众的要求不是非常迫切，也未能提出“群众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破裂，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早期的武装暴动，过分倚重军队，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暴动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1](P308)。

　　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三次武装暴动没有发动广大群众，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这种客观事实，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争取群众开展武装暴动的极端重要性。1928年6月，党的六大《政治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此时，反革命实力还大于工农群众的势力，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用一切力量发展工农群众组织。[1](P314)由于要争取工农群众，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群众路线”。党的六大认为，要争取群众不仅需要“明确的阶级路线”，还需要“充分的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实现了“群众”与“路线”的结合。同年11月，李立三同志根据中共六大的路线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2](P565)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认为，红军的发展与群众工作息息相关，红军中一切工作必须通过群众路线来解决，如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红军的筹款和群众供给与募集等都需要经过群众路线。同时，他要求红四军前委“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认为只有这样，“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3](P142－146) 随着中央苏区建立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中共争取群众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对群众路线也越来越重视。因为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苏维埃政权无法得以巩固，中国工农红军也无法得以扩大，中央苏区也就无法巩固。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批判了当时党内盛行的单纯军事主义观点，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单纯军事主义的观点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的表现，而红军的任务“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4](P86－88)1930年2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中也明确指出：“党唯一的任务就是针对群众要求，因时因地找出工作中心，领导群众为本身利益而奋斗。”[3](P580)1931年1月，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九月来信》的指示，确定苏区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3](P318)。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央苏区发展、巩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共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和清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强调在革命战争中要依靠群众，并提出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把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初步形成。

　　二、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

　　党在提出群众路线之初，对群众路线是什么，有哪些主要内容并不是很明确。但是，随着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中共对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认识逐步清晰明了，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在革命中要一心一意地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生活等认识和主张，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基本形成。

　　(一)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毛泽东曾经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5](P857)“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方向目标和价值追求，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始终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6]在中央苏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为谁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中面临着夺取政权和改善民生问题两大历史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开展社会革命改善民生是中共革命更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超越夺取政权更为重要的目标。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举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他告诫兴国的党员干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原则，广大党员干部首先要想到大家，想到群众，“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71(P99)。党员干部心中要有人民群众，这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前提。然而，光有这种认识还是不够的。中共如果要动员群众拥护革命和参加革命，就需要“细心的去体会群众的迫切要求”[8](P135)。那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什么？国民革命时期有学者指出：“在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六强；而绝对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9](P4)解决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最迫切要求。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10](P6－7)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规定了共产党执政目的是为了改善工农生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4](P138)。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是党在中央苏区执行“群众路线”的具体目标，也从理论上解决了革命“为了谁”的问题。

　　(二)一切依靠群众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地理地势对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当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闽西转移，并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失去原来的地理优势。那么，党在中央苏区开展农村革命，到底依靠谁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革命中已成功解决了革命“为了谁”的问题，“为了谁”与“依靠谁”是有机统一的，“为了谁”是革命的目的，而“依靠谁”是革命的动力。从“为了谁”的主观认识中必然会内生地发展到“依靠谁”的问题。党在苏区革命中确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从这个基础出发，党很快确立了“依靠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 在土地革命早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内就存在着“抓枪杆子”与“抓群众运动”问题的争论。其实，“抓枪杆子”问题实质是指在革命中依靠军队问题，而“抓群众运动”实质就是强调在革命中要依靠群众力量的问题。两者看起来是矛盾的，而实际上它们是对立统一的。“事实上，‘抓枪杆子’和‘抓群众运动’并不是必然对立的矛盾体。”[11]党的六大提出“争取群众”的主张，已经说明了中共高层认识到依靠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八大条件，其中第四条就是“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地方群众武装承担了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大任务；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苏区人民群众还承担了担架、运输、救护、粮食、蔬菜等后勤保障工作。广大人民群众极大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凸显了苏区人民在反“围剿”战争中的伟大力量，使相当一部分过分重视军队力量的领导干部在苏区革命发展中，也逐渐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并旗帜鲜明地赞同“依靠群众”的思想。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还从古今中外的政权更迭中进一步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P136－139)，并告诫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只要团结千百万群众在党和苏维埃政府周围，我们就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关心群众生活

　　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切实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我们都要把它提上议事日程，“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4](P138)这些问题解决了，“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P13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关心群众生活上率先垂范，当了解到沙洲坝人民喝水困难时，毛泽东带领当地军民挖了一口“红井”，井水直至今日依然清冽甘甜，滋润着当地几代人以及游客的心田，这是苏区党和群众心连心的见证。当地百姓为了教育子孙后代不能忘记党的恩情，立碑纪念：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1931年，兴国县长冈乡夏荒缺粮，村苏维埃代表主任万必才背着自家粮食送给村里困难家庭。1932年长冈乡又闹春荒，乡苏政府专门到外地采购大米供给群众。这一切令当地百姓非常感动，于是当毛泽东到长冈乡调查时，百姓发自肺腑地说道：“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12](P321)著名山歌“苏工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闹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正是对当年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在中央苏区，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长冈乡这样的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才有苏区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无私送钱送粮的动人场景，才有苏区党群、军民的鱼水情深。

　　 三、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革命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一套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一)重视社会调查

　　党的六大提出的“争取群众”总路线中，就提出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并要求把党的工作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当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时，首先就需要了解清楚人民群众生活中有哪些问题和困难，然后才能根据他们的实际困难，提出解决办法。而要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就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深入群众，开展调查工作，是了解群众呼声与诉求，有效抵制官僚主义侵蚀的必由之路。“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4](P110)。毛泽东还非常形象地把调查比作“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的同时，自己也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自1930年始，毛泽东先后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个农村调查工作，对当地的人口、经济、文化、交通及关系老百姓实际生活的许多问题都做了详细调查，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4](P112)

　　(二)反对官僚主义

　　了解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第一步。但是，认识到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问题。因此，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而阻碍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主要因素恰恰就是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作风是指做官当老爷的作风，其主要表现是，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高高在上，仗势欺人，强迫命令。”[13]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官僚主义现象十分严重。“官僚主义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遗留，当苏维埃革命正在争取全国胜利中有可能侵入到苏维埃机关内来发展，加以农村中的散漫因循性，农民落后的意识更可助长这种工作方式。”[14]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脱胎于落后的边远农村，难免受传统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比如有些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征收土地税、推销公债等事情十分热情，而对人民群众急需的生活问题如柴米油盐却不管不问。毛泽东把这种作风称之为官僚主义，并对此现象深恶痛绝。他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4](P140－142) 同时期，张闻天和陈云等中共领导人也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张闻天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依靠群众，与群众联系在一起，绝不能脱离群众；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及时了解群众情况，迅速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而“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是脱离群众的”，他们不会去注意群众想什么，要什么，总是把党所提出的任务机械地要求群众去执行，如果群众不执行，就认为群众“落后”。他们往往用群众的落后来掩盖自己的官僚主义的行为。他指出：“如若我们党想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使群众执行我们党的每一决定与每一口号，那我们党决不会在群众中得到任何信仰。”[8](P376－378)陈云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中指出，“如果职工会在领导劳动群众的方式上，采取官僚主义强迫恐吓的办法，工会就不能团结广大劳动群众于其周围”，“如果区工会不去细心的了解各个乡的群众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去虚心的听取群众的意见，那末即使区工会增加到五倍十倍的人力，也不会使区工会的工作建立起来，不会成为群众的区工联”。[15]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在江西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随时去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迅速的解决每乡每村的群众实际问题，随时随地注意保护群众的日常利益”。“任何脱离群众、命令群众、强迫群众的现象，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16](P275－276)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调动广大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

　　(三)反对命令主义

　　与官僚主义伴生的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主要是指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违反群众的意愿和自愿，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权势，强迫命令人民群众办事的领导作风，它主要表现为：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依靠领导者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问题，并采取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群众接受违背他们意向或他们尚未明了的事情。 在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运动、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征税等领域中均存在着种种命令主义。命令主义的存在和盛行，恶化了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阻隔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利于党对苏区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命令主义作风的批判和纠正。1933年，许多地方政府在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中，发生了严重的命令主义倾向。尤其是于都县罗坊区因强派经济建设公债，导致了一个中农和区苏维埃主席自杀，于都县灵溪区400多名群众向外逃跑。此事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严厉批评和处罚了于都县苏维埃，还要求一切工作人员做最严厉的自我批评，并提出在扩大红军、查田运动、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等工作中丝毫不能发生命令主义方法。[17]同期，《红色中华》发表了《粉碎命令摊派官僚主义——开展经济战线上思想斗争》的文章，对命令主义和摊派给予了无情打击，并派出工作人员到基层农村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摊派和命令强迫的斗争。[18]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中积极践行群众路线。比如，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发出训令，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在不影响日常工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帮助附近红军家属及贫苦群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虽然公务繁忙，仍然带头执行，尽量抽出时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和贫农犁田、种菜、挑水、砍柴等。1934年3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道了中共中央机关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毛泽覃等23位同志响应节约运动给《红色中华》报的信，信中表示，他们愿意每天节省二两米支援前方战士，把公家当年发的夏装给新战士穿。同时，苏区中央政府对那些漠视群众利益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处罚，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部长杨岳彬因犯官僚主义错误被撤职；邮政总局局长消极怠工、对下级态度非常不好也被撤职。这些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动事例，在苏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得到积极响应，并逐渐成为苏区干部好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苏区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和拥护。

　　四、中央苏区时期对群众路线的探索与实践的现实启示

　　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以及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才有了苏区群众砸锅卖铁的支持和铜墙铁壁的依靠，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我们党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

　　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9](P36)而“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20]。由此可知，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党在中央苏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还怀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正是由于党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并在苏区革命实践中形成和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从而建立、扩大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和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这要求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必须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理念，才能构建起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使党的事业无往而不胜。因此，我们要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当前社会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为人民造福。

　　(二)率先垂范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21](P131－132)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带领当地军民为沙洲坝村民挖“红井”、党的领导干部利用休息时间为红军家属和贫农犁田和种菜、长冈乡苏维埃政府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等事迹，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精神。正是因为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才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赢得了苏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做到“正人先正己”，自觉遵守“八项规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倾听群众心声，接受群众监督，这是我党当前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对于不关心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相应惩罚，对贪污腐败行为要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21](P122)。

　　(三)把群众当亲人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牢牢地依靠人民，党的事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广大的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如此，人民群众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力量源泉。“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22]把群众当亲人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党的群众路线，并在实践中积极落实群众路线，其实就是“把群众当亲人”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而群众路线的坚持也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把群众当亲人”，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利益时刻放在心上，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坚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19](P8)，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四)拜人民为师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能否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善于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根基、血脉和生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22]拜人民为师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坚持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采用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开展了寻乌、兴国等地的调查活动，并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党的干部“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5](P791)。拜人民为师，既是历史的宝贵经验，也是现实的必然抉择。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党和政府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人民对未来美好的期待更为强烈。为实现党的既定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拜人民为师，向群众学习，从人民那里获得智慧和力量。

　　(五)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建设是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保障 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同样需要制度建设来加以保证。中共要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1](P119)习近平同志在这里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当然，党的自身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在内。党的制度建设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保障。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实践中提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不拿群众一分一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建设，才能在当时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形成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战无不胜的革命军队。目前，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的现象，中央出台了包括“八项规定”在内的一系列改进工作作风的举措，并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集中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这是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坚持群众路线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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