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奏响改革开放新时期华美乐章的动人序曲。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澄清思想上的混乱，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重新确认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恢复、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开展各项工作、促进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知识分子创造各种条件，搞好后勤服务；认真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做好“摘帽”和“改正”工作；等等。这些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取得的重大突破，为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两个估计”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教育、文化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领域被“四人帮”污蔑为执行了资产阶级的“黑线专政”，而成为重灾区。科技工作者、教师、艺术家、作家等受到歧视甚至迫害。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的知识分子仍然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有的“持观望态度，不能甩开膀子大干”；有的“感到泄气”；有的“思想上有压力，有包袱，心情也不太愉快”。

　　将科学和教育作为拨乱反正工作首要突破口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77年5月24日，他尚未正式复出，就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首先需要对“两个估计”做出回应，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的工作进行客观总结，对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正确评价，从而正本清源，澄清思想混乱。

　　这项工作最早从科技界开始，进展也最为顺利。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出要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并要求“对过去十七年的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应有个正确的估计”。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二十八年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科学技术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通知还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的锻炼，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的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增长”。这份长达4000多字的通知，不仅重点阐述了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而且明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执行的正确的科技路线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贡献及进步。

　　相比科技领域的迅速“正名”，教育领域则“不是这样”。在“两个凡是”的禁锢尚未被打破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战线曾经一度因为“两个估计”“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而被束缚了手脚。为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

　　事实上，早在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就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各项工作，他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特别提到了在“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领域“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尽管“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这无疑为党内外突破“两个估计”的禁锢打开了缺口。

　　很快，“两个估计”问题在1977年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在这次会上，教育界的同志纷纷表示：“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大解放，但是教育战线思想并没有解放；各行各业大干快上，而教育战线还迈不开步”，关键在于“绝大多数教师对十七年‘两个估计’想不通”。

　　在连续参加完五天座谈会后，邓小平在总结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一方面，邓小平再次肯定毛泽东对科教文化等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建议要把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另一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无论科学工作，还是教育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因此，他郑重提出：“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这篇讲话很快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批判和推倒“两个估计”此时仍然被视为禁区。1977年9月19日，就在科技界对科技路线和知识分子重新做出正确评价的第二天，邓小平再次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并明确表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10月31日，教育部将组织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呈送邓小平审阅，文章明确提出：“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第二天，邓小平批示“：我看虽写得不算很好，但可用”。11月18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1977年第12期转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刊发文章，批判“两个估计”对教育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为知识分子“正名”。

　　至此，知识界终于推翻了多年来压在头上的“两个估计”，不仅使科学、教育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为知识分子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突破了思想禁锢，解除了精神枷锁。

　　科学论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

　　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即究竟把知识分子划归为工人阶级还是划归为资产阶级，党内曾一度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文化大革命”中，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一批有名望、有建树的知识分子甚至被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专门论及知识分子问题，肯定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但是并未明确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为此，准确判定和科学论述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属性是这一时期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邓小平从知识分子与现代科学技术关系密切的角度，回答了知识分子究竟是劳动者还是剥削者的问题。一方面，他放眼于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认为随着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势必不断减少，而掌握着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分子势必不断增加，且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此“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另一方面，他着眼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认为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都需要与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而唯有具备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才能在现代化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当然应该是劳动者。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郑重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1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再次确认：“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此后，党便一直把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

　　其次，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标准上，邓小平将“世界观”和“为谁服务”统一起来，提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只要知识分子“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曾指出，“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是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党曾在1956年和1962年两度明确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范畴。但是，“世界观”标准曾经长期影响着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根据这个标准，一方面要看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还要看其本人是否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而邓小平将“世界观”标准统一在“为谁服务”的标准之下，这就使得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这一复杂问题迎刃而解。

　　由此，邓小平进一步对知识分子“红与专”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与“白”被形象地用来评价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甚至于以政治表现、参加政治学习与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红”的判断标准，而那些专心搞学术的人则会被斥为“白专”，一度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邓小平专门对“红”做了解释，他认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便是政治上“红”的表现。他还驳斥了将“专”与“白”无端挂钩、凡“专”必“白”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广大科研工作者“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这就不仅明确了“红”的基本含义，撇清了“专”与“白”之间的错误联系，而且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为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恢复、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发展的体制机制这一时期，在党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理论澄清的同时，一系列为解决知识分子实际困难、提高生活待遇、改善工作条件、促进他们自身发展的具体措施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一）提出“三套马车”理论，努力探索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

　　在调整和落实知识分子各项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他说：“调整当中，具体问题很多，第一位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早在1975年讨论中国科学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他就开始思考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问题，提出领导班子里应该包括“党的、科研的、后勤的”三个部分。1977年7月27日，邓小平在和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谈话时明确指示：“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责任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我现在仍是主张搞‘三套马车’”，“一个是配备党委书记”，“一个是管业务的”，“再一个是管后勤的”。“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得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在他看来，党委是政治上的领导，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抓计划，抓组织协调，知人善任；管业务是懂行的专家，有事业心，抓具体的工作。邓小平曾多次表示自己“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可见他对于后勤工作非常重视。他曾经指出：“后勤工作很重要”，“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邓小平甚至列举了后勤工作的具体内容：“包括提供资料，搞好图书馆，购置和供应器材、实验设备，建设中间工厂，也包括办好食堂、托儿所等等”。

　　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把“三套马车”的领导架构写进《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随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宣布：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是中央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率先对此做出响应。1977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决定采取“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和“设置一名专管后勤工作的副所长”等重大措施，以恢复科研工作秩序。10月27日，北京大学就试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任命周培源为校长、建立校务委员会问题请示邓小平。邓小平欣然批示：“我非常同意。这是一个重要改变。”

　　（二）恢复知识分子的技术职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与知识分子职称相关的各项工作都停顿下来。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提出应当恢复技术职称。此前，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于1977年8月将该所研究实习员杨乐、张广厚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又于9月将助理研究员陈景润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这在科技界树立了典型。随后，中国科学院在院、所两级建立了学术委员会，负责开展对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至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中国科学院在京部分研究所晋升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副总工程师的共有255人，其中因科研成绩特别突出而被越级晋升的有24人。截至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全院晋升助理研究员、工程师的有4000人，晋升为副研究员的有900人”。

　　就在《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恢复科技界职称的第二天，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教育领域。他向教育部负责同志称赞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敦促“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4月22日，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要恢复和建立教师的定期考核和职称的评定、晋升制度”。

　　此后，各高等院校陆续恢复了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职称，还分期分批地开展了评定和晋升教师职称的工作。1978年4月，清华大学晋升14名教师为教授。6月，武汉地区的19所高校晋升教授59名、副教授357名，其中越级晋升为教授、副教授的有10人；辽宁省评定了18名教授、116名副教授和2000名讲师。至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有13万多名教师晋升和确定了职称。其中，晋升教授2400多名，副教授2.07万多名，讲师11.61万多名。

　　邓小平颇为关注中小学教师职称晋升的问题。他认为，评定教师职称不能受学历、教龄、资格的限制，而应“主要看实际的学术水平和工作态度”，“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1978年5月初，邓小平批准了“教育部关于北京景山学校提升三名小学低年级教师为特级教师的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广大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和晋升工作。12月17日，教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颁发试行《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评选特级教师的业务条件、政治条件、评选办法和审批手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先“完成第一次评选工作”，“今后，每三至五年评选一次”。

　　此外，各厂矿企业也开始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中选拔优秀者，评定为工程师等技术职称。截至1977年11月底，哈尔滨市“从科技人员和优秀工人中提拔的工程师共有九十四人”。12月，兰州炼油厂晋升了116名科技人员的技术职称。1978年1月，大庆油田党委“任命了正副总工程师、总地质师、主任工程师、主任地质师以及所属院校的副教授”共120名。同月，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不仅恢复了294名工程师的职称，还把29名“技术员提升为工程师”。6月，北京、上海、广东等14个省市的财贸系统选拔出519名技艺精湛的专门人才“，分别授予了技术职称”。紧接着，我国各条战线都开始恢复技术职称评定工作。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

　　1979年，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工程技术、农业、编辑、外语、经济、会计等专业技术干部职称的暂行规定，技术职称制度开始全面恢复。

　　（三）集中力量优先解决一部分重点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

　　截至1978年6月末，我国“共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595万人”。尽管这个数字相较于当时全国近10亿人口来说是少之又少的，但是当时国家还没有足够的物力和财力提高所有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

　　以实干著称的邓小平注意到了这些困难，提出“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可以先解决一些比较有成就、有培养前途的人的困难”。早在1977年5月12日，他就建议中国科学院“可以用补贴的办法，先重点解决一两千人”，“普遍地办，做不到，但一部分人，还是可以做到的。要不了很多钱，平均一个人补贴五十元就差不多了”。5月24日，邓小平再次建议“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7年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科研津贴的请示》，请求“对提升的科技人员中工资较低的给予一定的科研津贴”，“分每人每月20元、30元、50元三种”。报告还指出，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三位同志“成绩突出，各津贴50元”。11月22日，邓小平不仅同意了该请示报告，同时还批示：“对他们还可以在住房等方面加以帮助”。

　　科研津贴制度的实行受到广大科研人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1978年9月15日，中国科学院再次请示国务院，希望在中央批准的上述津贴标准之外，对于“新提升的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再增加一种10元标准的科研津贴。9月下旬，邓小平批准了该请示报告。截至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给39位“已经提升了技术职称而工资较低的科技人员”发放了科研津贴，涉及“大气、物理、地理、电子、数学、环境化学六个研究所和云南、北京两个天文台”。

　　当科研人员通过津贴的方式提高物质待遇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教师的“待遇也应该改变”，“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以评为特级”。他建议教育界也可以仿照科技界，对一些骨干教师增加工资补贴。他还给教育部的同志算了一笔账：“假定先给3万骨干教师每人每月增加20元，总共每年才增加720万元，这点钱国家拿得出来。眼前可先用补贴的办法，以后再从工资制度来调整”。

　　1978年8月下旬，邓小平审阅教育部报送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补贴问题的初步意见》后批送国务院各位副总理。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评选特级教师的暂行规定》，决定“在全国工资改革没有实行以前，暂时采取补贴办法：小学特级教师每月补贴20元，中学特级教师每月补贴30元”。仅仅两个月后“，全国公立学校教职工中百分之二的人员工资升级”。

　　（四）解决知识分子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问题

　　知识分子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问题曾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被突出地反映出来，邓小平当即表示：“要进行大量调查，要克服‘用非所长’，做到‘各得其所’”。1978年5—10月，国家计划委员会联合多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自然科学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的普查，重点对象是“已取得科学技术职称或大学、中专的理、工、农、医各科、系毕业，但未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普查结果表明“，用非所学、未从事科技工作的约有80多万人”，“这些人所学的专业主要是国家急需的机械、土木建筑、无线电电子学、化工、医疗等专业”。这次普查工作的总结会议认为：“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的调整及合理使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争取在今年内”或“明年上半年内”解决对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的调整及重新安排问题。

　　1978年12月26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结果的报告》，要求“对于一切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应当坚决地进行调整”。随后，“由于各部门、各地区努力，使18万多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的工作得到了调整”。

　　1978年，大批此前被借调做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教师队伍。仅山东省到3月底为止就调回8488人，占全部被借调教师10360人的80%以上。

　　此外，还有一系列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措施陆续出台，比如发展知识分子入党，解决知识分子住房困难及两地分居问题，保障仪器、图书、资料、设备等科研物资的供应，至少“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等等。这些从体制机制到具体措施的探索和尝试，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认真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早在1975年，西南农学院和北京京剧团“要求摘掉右派帽子”和对右派分子“应加以赦免和利用”的两封群众来信就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曾将此事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78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吉林科技界问题很大”，邓小平决定“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他当即指示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与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并说道：“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

　　1978年1月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召开大会，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科技人员予以彻底平反，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反响。3月，中国科学院陆续为“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数学家熊庆来、昆虫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为他们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4月上旬，文化部党组召开万人大会，宣布为受“四人帮”迫害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4月8日，北京大学宣布了“各系、各单位最近平反的35人的名单”，陆续为江隆基、翦伯赞等恢复了名誉。到1978年底，北京大学已完成落实政策的案件852件。

　　与此同时，对全国右派的“摘帽”和“改正”工作也在积极地向前推进。“摘帽”即给被划为右派且确实已经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事实上，这项工作自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即已开始进行。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有5批、30余万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到1978年，“估计全国大约还有右派分子10万多名”未摘掉右派帽子。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作好对摘掉右派帽子人员的安置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改正”。10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审查改正右派分子办公室，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随即在全国迅速推开。11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摘帽”与“改正”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正错误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结语

　　1977—1978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是其向1956年、1962年所确定的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归。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突破了思想藩篱，彻底解决了曾长期困扰党内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这一时期，党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解决困难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不仅着眼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且从更深层次考量服务、管理、统筹知识分子队伍的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开启了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篇章。

　　当知识分子被确认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后，党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方针。尽管1977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仍然重提“要正确地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但是邓小平在次年3月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中即已放弃了一直沿用的这六字方针。1978年10月31日，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郑重提出：“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与此同时，邓小平极力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

　　随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多地从人才战略的角度来认识和思考知识分子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指出知识分子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他反复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激励广大人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1977—1978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开启了新时期党的人才工作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朱薇，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10008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