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历来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识字教育与扫盲紧密联系，首先，识字教育是扫盲的必要过程和手段；其次，扫盲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要实现个体识字率的达标，二是要实现识字群体性达标。本文研究的识字教育活动主要是指1949～1952年上海市对成年文盲进行的中文基础教育，是扫盲的主要形式和最初阶段。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众的识字教育极为重视，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便有了这方面的实践。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识字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上海市作为全国人口密集度和社会复杂程度较高的城市，其识字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首先，识字教育是新政府获得民众认同的主要途径。民众的认同是新生国家政权赖以存续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谣言和诋毁便如影随形，红军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2］上海市解放前夕，大量人口外逃以及资金转移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借助识字教育可以引导民众对中共及其政权形成正确的认知。 

　　在革命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翻身做主人”是中共获得政治认同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在事实上促成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翻身。在城市，民众大多在精神层面有翻身之感，“大家都懂得，我们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了，在文化上也要翻身”。［3］一个里弄识字班的学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没有钱给我读书，因为（此）我和兄弟都失学了，我回意（忆）到，我们失学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自从我在识字班里学习……我的文化已经比以前好了，我想这种好处，都是你亲爱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带来的，给我们过快乐的日子。”［4］2013年11月1日，笔者在上海市汉中路小区对81岁的周奶奶进行了访谈，作为亲历者，她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读书识字时说：“翻身了！弟弟妹妹们都有书读了，都上学了，我也不用带孩子了，我自己也工作了。”识字教育不仅促成了普通民众在文化上的翻身，更重要的是通过识字教育可以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普通民众，为赢得民众认同奠定了基础。 

　　其次，识字教育将为社会主义建设打造合格的建设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社会管理都对建设者或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5］1950年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中指出：“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但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他们很少有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的机会。为了认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6］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家庭妇女也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源，“妇女识字组，对扫除文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妇女大姐在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后，也一定会更积极地带头搞好里弄工作。”［7］正是在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上海市的识字教育迎来了一个非凡的发展时期。 

　　二 

　　1949～1952年，尽管新政府无力对识字教育做出大量的物质投入，但其掌握的庞大组织资源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实际的教学阶段，政府依靠组织网络，协调群众力量将识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一破解。正是基于这样的识字教育模式，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在教学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实现了有序推进，并形成广泛的群众性运动。 

　　第一个阶段是上海市解放后到1952年速成识字法推广之前，这一阶段的识字教育主要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和部署，制定了一系列的成人教育法规和政策措施，对识字教育进行组织发动、机构设置。1949年5月31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上海市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下设高教处和市政教育处等。6月9日，市政教育处召开全市138所市立民众学校主任和部分教师座谈会，宣布接管市立民众学校。文管会在接收旧上海各类教育的同时，着手建立工人夜校和工农夜校、新教育学院，设立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1950年，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次年，上海市郊区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全市范围内陆续成立了识字教育的民校、夜校和识字班、识字组。 

　　第二个阶段是推行速成识字法。1952年，全国扫盲运动展开，目标是限期完成扫盲任务。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6月17日，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委员会议，部署有重点地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要求争取在一二年内基本上完成在工人群众中扫除文盲的任务。上海市识字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高潮。1953年，上海市扫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专管全市的扫盲工作。此后上海市的识字教育逐步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格局。 

　　作为扫盲的初级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识字教育活动中，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基层普遍动员，并深入发掘民力，识字教育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特征。 

　　（一）对民众进行了广泛的识字教育宣传 

　　相比较以往的识字教育，由于进行了深入的宣传，上海市民众的识字教育实现了广泛参与。 

　　首先，开展识字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消除群众的顾虑。识字是一项枯燥而漫长的过程，而成年人参加学习普遍缺乏动力。“最初，我们是采用写招生广告张贴在马路要道口和里弄内的旧方法，结果来报名的简直是寥寥无几；经过讨论后，决定在附近的贫苦区域内进行访问工作。她们不是说我们穷人连饭都吃不上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去读书咧，就是说家庭里孩子多、缝缝补补还来不及、读书又不能当饭吃；更有的说孩子的爸失业了，生活要紧呀!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读不要钱的书，还要上门来请，这里面一定有文章?”［8］因此，要想使得民众投入到识字教育中，必须通过宣传打消这些顾虑。里弄干部以黑板报甚至是入户交谈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报纸上也常常刊登出一些新闻稿，宣传“不识字的苦”、“识字好处说不尽”等。 

　　其次，展示识字教育的成绩，鼓励群众参与。成年文盲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坚持，“包括老年人害怕年纪大了学不好，家庭妇女怕孩子拖累没有时间等等”。［9］因此，上海市识字教育非常重视对中期成果的展示，一些识字组（班）甚至在“每天课程即将结束时，由班主任向全体学员报告一天来学习情况，强调成绩，表扬学习中的积极分子，树立起模范旗帜。对年龄较大、进度不快的学员予以鼓励和安慰，号召他们加油，打破他们的自卑感”。［10］媒体也将一些学习模范或榜样向大众进行推广。例如，61岁的女工施小妹从一字不识到不但识字还能写故事，为了学写自己的名字，她“每天清早五时即起，乘（趁）着精神饱满，练上一小时，手发抖时休息一会再练，六点半，再带一本簿子进厂去，一有空就练，又练了三个星期，果然不差”。报纸上登了“老太婆翻身，向施小妹看齐”的新闻后，女工纷纷向她学习，各个厂也请她去做报告。［11］61岁的工人张士钰也是勤能补拙的典范，“只要有空，老张就伏在桌上认真的在写、读，不识的字就找人教。这样不断地学了七个月，到今天老张已能认识三百多个字”。［12］这些典型自身的学习条件并不好，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往往是与“高度的政治觉悟，苦学苦练的精神是分不开的”。［13］ 

　　经过宣传和动员，上海市的识字教育最终成为广大民众普遍参与的运动。“解放后今日，学习文化已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里弄中纷纷组织了义务学校同识字班。义务学校的类型，可分小学、中学、补习学校三种。”［14］家庭妇女也被纳入到识字教育之中，一些被家务和孩子缠身的家庭妇女通过识字教育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针对那些勤奋好学的家庭妇女，组织者予以奖励，鼓舞了更多的家庭妇女学习文化。“读书的时候很用功，从来不买铅笔，不买本子，都是第一名、第二名奖励的本子给我的，而且每天还要再做工作。” 

　　从事水上作业的船民也被组织起来学习。据统计，截至1952年6月底，上海市为黄浦江两岸的船民共举办了11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有800多人，识字班的小先生和读报组的读报员有些是从船民中推选出来的，有些是家庭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和少先队员，也有些是派出所工作人员。学习用的书籍和用具都是由船民委员会提供的。［15］ 

　　到1952年，上海市识字教育日趋巩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识字班（组）、学校约1400余个，仅蓬莱区就发展识字班400余个，学生近17000余人。［16］ 

　　（二）充分挖掘民间潜力来完成识字教育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识字教育并非常态化教育，仅仅是初等教育的补充，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基础教育的规范，最终将统合于常规教育。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挖掘民间潜力来完成这一过渡性的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尽管是过渡性的工作，但人口基数庞大的上海市“文盲太多，单就蓬莱区四十三万居民中，就有二十多万是文盲”。［17］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区文盲比重更高，这使得识字教育成为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教学硬件和师资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在这些问题上，上海市政府遵循了“以民教民”的原则，即最大可能挖掘民力，动用群众力量来完成这一过渡性的任务。例如，采取发动群众自行解决教室，首选学校现成的校舍，其次是居民课堂或者庙宇的空屋，还有的识字班利用了里弄过道。南区搬运工人利用了南码头董家渡码头，工厂工人利用了车间，也有的识字班利用了浴室、理发店。有的棚户区既没茶馆又没有棚户做教室，于是“车间就是学校，码头就是课堂”。这样，不但解决了教室问题，而且“茶馆里的茶桌、茶杌，庙堂的佛案、打坐墩，码头上的老虎板车、车间的车床、木箱，做棺材的木材就变为现成的课桌课椅”［17］。为了克服大班教学对教室和时间要求较高的难题，识字班在组织上不拘泥于形式，每组10～20人，随时可以上课。上课时间也极为灵活，1～2小时均可。 

　　再如师资问题，“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必须广泛动员社会潜力出任专任教员、兼任教员、辅导员和小先生，方能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18］识字教育作为过渡性的基础教育，无法配备固定的专职教师，因此，必须从基层充分发掘能够胜任识字教育的群众来担任教师。当时担任识字教育的老师主要有三类：一是兼职教师，二是失业教师，三是大、中学生及热心人士。［14］然而兼职教师和失业教师人数十分有限，这就需要挖掘和训练教师，如一些工厂有计划地从各车间抽出一定数量的工人脱离生产，进行识字法的学习和训练，使他们迅速达到要求并掌握方法，而后以车间为单位，适当的分配教师和小先生，保证每天集中教学1小时，分散或集体复习1小时。［19］ 

　　虽然师资问题始终是识字教育的难题，但经过深入挖掘，各基层识字组织都能够配备一定数量的教师。如杨树浦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举办了两期识字组教师训练班，动员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妇女参加。经过组织，杨树浦区的里弄识字组发展为200组，参加学习的妇女有2300多人。［20］蓬莱、邑庙两区的教师大多是里弄中失业的知识分子，“沪南人民文化馆识字教育组对这些教师，都加以政治上与业务上的辅导，规定每个星期，进行一次集体的政治学习或业务学习，使能逐步提高政治认识与业务水平；同时，为了预防师资枯竭，对师资来源，也加以充分掌握，并经常加以培养”。［21］ 

　　（三）识字教育体现出高度的组织化 

　　早在清末对民众识字教育就已经开始，但截至新中国成立，上海市乃至全国的文盲率始终居高不下。个中缘由，一是由于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局动荡，识字教育缺乏有效的政府支持；二是主要由民间力量承办的识字教育缺乏资源的统筹，长期受制于办学资源不足而难以持久，更遑论教学效果。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同样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开展的识字教育却焕发出别样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就是民力挖掘过程中的高度组织化。 

　　1.识字教育得以在组织框架下开展，从而获得了深厚的发展力量 

　　从早期的动员开始，识字工作就得到了各级政府与群众组织的配合。“在动员之前，首先要与动员区的有关机关团体如区政府办事处、公安局派出所、工会、居民委员会、妇联联系，了解情况，并取得密切合作；个别访问文盲，并培养他们在动员会上作典型的文化诉苦。然后因地因时制宜去集中动员或分散动员”。［17］ 

　　识字教育中最大的障碍是在师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担任识字班教师的大多是工人和家庭妇女出身，自身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不高且参差不齐；其二，无偿服务使师资流失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先生面孔各式各样换来换去一个也勿认得”，“学员自己也有困难，家务忙，小孩多，又学不到东西，大家都没劲，于是，人越来越少，识字组垮了，不久，又搞起来，没几天，又垮掉了”。［7］这两个问题依靠群众力量是无法妥善解决的，因此，“党的经常领导与行政负责同志的大力支持，是开展这个运动的关键。因为领导上的重视，不但时间、教员、设备等问题都能及时解决，而且对学员的学习情绪也有很大的鼓舞”。［18］ 

　　在政府的主导和相关基层组织的协调配合下，上海市识字教育中的师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首先，政府及其各部门多次组织对识字班教师的业务培训，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及政治素养。如在1950年年底的集训中，全市296名教师集中学习了6个星期，内容包括政治及业务学习，并有各科教师关于教学的中心发言以及文化课的观摩教学。1951年8月，沪南人民文化馆试办以民教民的识字教育，3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办了232个识字班，吸收了8672人参加了学习，并培养了483位群众教师。［17］1952年5月，沪南人民文化馆业余教育组再次举办群众教师学习班，为期3周，参加学习的有230多人，都是沪南各区里弄推选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学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语文教学法、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怎样读报以及怎样搞里弄文娱活动等课程。［9］其他各区也均举办过类似的群众教师学习班。其次，政府对担任识字教育的教师予以了补助。1950年11月，上海市教育局以“民主评议和重点救济的原则，给生活真正困难的教师予以适当的补助”，共拨付行政补助费和教师救济金7800万元（旧币），［22］师资问题得到很大改善。到1952年下半年，上海市担任识字教育的教师达到1600人。［16］ 

　　2.发挥组织优势，协调资源，巩固识字组织 

　　新中国成立前的识字教育虽起步较早，但依靠民间力量开展的识字教育往往处于单打独斗的局面，教学组织不稳固，教学成果难以保证。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组织的城市化社会提高了政府的整合力，为政府主导下的群众识字教育提供了可靠的组织支撑。例如，沪南蓬莱、邑庙两区共有居民70万人，是上海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23］沪南人民文化馆自1952年5月开始，先后开办了5个速成识字法实验班。“该馆在里弄中开办速成识字法实验班，得到里弄组织的重视和积极的协助。在开办实验班的里弄居民委员会干部如主任委员、文娱干事等，都经常到班协助教学，随时帮助教师、学员解决具体困难。这样就大大鼓舞了师生的情绪”。［24］ 

　　在妇女识字问题上更加体现出组织的力量。里弄识字班中学员大多是家庭妇女，她们起点不高，再加上家庭琐事的牵绊，使得学习难以坚持。例如，普陀区朱家湾后浜妇女识字班，每次出勤率只有八成，“其中带小孩的却有十多个。在上课时，小孩子吵吵闹闹，教室内声音嘈杂，使学员们都不能够安心的听教师的讲课，并且在散课时间前，她们都跑完了”。［25］针对这种状况，居委会抽调人力建立了临时托儿所，使得妇女能够安心学习。 

　　3.依托组织平台，识字教育实现了由点到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 

　　在识字教育推行过程中，工厂和居委会等基层单位承担了具体工作。由于群众基数庞大，再加上主要靠群众力量推动，因此识字教育在组织形式上往往都是先通过典型实验，而后在积累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例如，在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的过程中，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采取了典型实验与扩大实验相结合的办法，即一方面开办一个工人速成识字实验班作为典型实验，并在34个工厂扩大实验；另一方面举办了一个速成识字法干部学习班，培养基层骨干。参加第一期学习的共有304人，除了准备进行扩大实验的34个工厂的专任教师、工会文教委员和青年团宣传委员参加外，上海市总工会各区的办事处，纺织、五金等产业工会以及区政府、青年团上海工作委员会、妇联等单位也都选派了文教工作干部一起参加学习。［26］第一期训练学习班结业后，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又在82个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工厂推行速成识字法，并举办了为期12天的第二期速成识字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各厂的“厂校教师，工会、青年团干部，还有市立工校、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民主妇联、农校等干部和教师”，共614人。［27］ 

　　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字教育受到近代以来历届政府和民间力量的重视，但受制于时局动荡等因素的影响，识字教育未获得明显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环境使识字教育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最终在政府的引导与群众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群众性识字教育活动，为扫盲奠定了基础。 

　　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识字教育活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妇女识字教育。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市妇女识字率极为低下，据不完全统计，妇女文盲的人数约占妇女人口的70%以上。以经济情况较好的新成区来说，全区共有妇女6.6万人，文盲就达到2.8万人，而贫苦劳动者较为集中的杨树浦区情况就更加严重，全区2.5万名妇女中，文盲就达到2万多人。其他如普陀区、闸北区、徐汇区的情况也是类似，妇女文盲人数占到百分之八九十。［28］虽然早有女工识字教育机构组织开展妇女识字，但受制于规模，作用如杯水车薪。例如，“上海女青年会对于劳工教育工作向极重视，在本市设有女工夜校六所，沪东三所，沪西三所，其中小沙渡第一女工夜校，开办迄今已有19年之历史”。即便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六所夜校也仅有千余名女工就读。［29］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工厂里开展的识字教育外，里弄组织的识字教育也以家庭妇女为主。通过广泛的动员和组织协调，到1951年年底，全市共有120个妇女识字班，学员共有13484人，另有748个识字组。［30］动员面最广的是邑庙区和新成区，其中，邑庙区有86个妇女识字组，新成区有83个妇女识字组。［31］到1952年，各区妇联共开办了1500多个妇女识字组和169个妇女识字班，使58000多名妇女识了字。“各里弄居民委员会所办的识字组和识字班还没有算在内”。［32］上海市有32万名妇女参加了识字班和识字组。“许多识字组由于妇女群众的要求而自动地像识字班一样地发展到几个年级，在这些识字组里甚至容纳到几百人”。［33］ 

　　妇女识字不仅提升了国民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为妇女解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妇女文化水平的提升为其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当然，识字教育作为过渡性的文化教育形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新华社评论指出的：“在已经开始推行了速成识字法的地区，因为对速成识字法基本精神的片面认识，或者把这一方法看得很简单、很容易，只强调‘大量突击’，忽视‘逐步占有’；只强调‘速’，不注意‘成’；因此在运动中就产生了大量‘回生’、‘夹生’、‘返工’等现象。”［34］ 

　　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识字教育存在诸多不足，但是不能否认，在当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展如此规模的群众性识字教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识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基层民众，尽管他们无法通过短期培训实现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但识字教育为他们认知世界提供了可能。通过识字教育，广大妇女打开了走向社会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包括妇女在内的劳动者的识字教育，使新中国获得了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生产者和管理者，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参 引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2］刘永峰：《“共产共妻”：舶来谣言变形记》，《看历史》2010年第8期。 

　　［3］《华东成立委员会推广速成识字法》，《新民晚报》1952年6月4日。 

　　［4］项志强：《一个里弄里的识字班学员写信给毛主席报告学习成绩》，《新民晚报》1953年2月20日。 

　　［5］《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　马叙伦部长说明新教育方针 郭沫若等相继讲话》，《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4日。 

　　［6］《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950年12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B1-1-1083-9。 

　　［7］《德润坊识字组学员带头推动搞好里弄工作》，《新民晚报》1952年10月11日。 

　　［8］胡毓秀：《家庭妇联的妇女识字工作》，《文汇报》1950年8月12日。 

　　［9］竞新：《办里弄识字班的经验》，《新民晚报》1952年6月10日。 

　　［10］旻枫：《实验教学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文汇报》1952年6月18日。 

　　［11］《六十一岁学写字 施小妹苦练成功》，《新民晚报》1950年8月13日。 

　　［12］《六十一岁工人老张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文汇报》1950年7月7日。 

　　［13］《五十岁女工奚翠珍学文化》，《新民晚报》1952年8月21日。 

　　［14］《义务学校、识字班各里弄络（陆）续设立 拖鼻涕打架现象减少了》，《新民晚报》1950年9月16 日。 

　　［15］《黄浦江两岸船民学习热情高 组织水上识字班和读报组》，《新民晚报》1952年6月28日。 

　　［16］《群众性识字教育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度发展计划》，上海市档案馆：B105-5-638。 

　　［17］《怎样进行以民教民的识字教育？》，《文汇报》1952年2月22日。 

　　［18］《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文汇报》1952年9月10日。 

　　［19］《关于第一批国营、公营厂首先推行识字法的计划》，上海市档案馆：A38-1-149。 

　　［20］《杨树浦区妇联展开扫盲工作》，《新民晚报》1952年12月26日。 

　　［21］《蓬莱邑庙两区识字班参加人数已近两万名》，《新民晚报》1953年1月18日。 

　　［22］胡毓秀：《家庭妇联怎样组织和领导识字班和识字组的？》，《文汇报》1951年11月1日。 

　　［23］《上海市沪南人民文化馆识字教育工作初步总结》，上海市档案馆：B105-5-478-1。 

　　［24］怡人、望军：《沪南人民文化馆在里弄居民中实验速成识字法成功》，《文汇报》1952年7月18日。 

　　［25］许沛：《里弄中设了临时托儿所 开会都安心学习有进步》，《新民晚报》1953年1月24日。 

　　［26］《速成识字法将在上海工人中全面推行》，《文汇报》1952年6月23日。 

　　［27］《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推行速成识字法 第二期干部学习班结业》，《文汇报》1952年8月28日。 

　　［28］培英：《发展中的家庭妇女识字班》，《新民晚报》1951年12月17日。 

　　［29］《女工夜校六所共有千人就读》，《新民晚报》1949年6月15日。 

　　［30］《家庭妇联识字班举行创模动员大会》，《新民晚报》1951年12月16日。 

　　［31］《各区姐妹们掀起学习文化热潮 全市有七百多识字组》，《新民晚报》1951年9月2日。 

　　［32］《妇联推行妇女识字有成绩 使五万八千姊妹识了字》，《新民晚报》1952年10月6日。 

　　［33］艾长青、徐中尼、郑伯亚：《人民的上海在前进》，《新民晚报》1952年10月2日。 

　　［34］《正确开展速成识字运动》，《文汇报》1952年10月20日。